——因自卑，他走上抢劫之路

　　文/万秋实 杨寅

　　编者的话：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铁窗下的少年更是如此。提到这些未成年人，人们大都会为他们感到惋惜。但在心理专家眼中，需要反省的并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少年，还有他们的父母。孩子的问题，往往都是伴随着家庭的问题、父母的问题而出现的。从本期起，本刊特约心理专家，为读者剖析问题少年的心理问题。

　　「上篇」非常故事：坠落的初中生活

　　“他其实是个不错的孩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王丽娟法官这样介绍他：“只是由于家庭、社会、同伴等诸多因素，他才成了现在这样子。他的妈妈特别令我难忘，法庭宣判后，她流泪大声喊，'妈妈对不起你，都是妈妈的错，妈妈会等你出来，妈妈永远爱你'.”话至此，王丽娟法官眼含泪水，一脸的惋惜。

　　他就是刘健（化名），18岁，2007年2月因为与几个同龄人涉嫌抢劫而被捕。虽然他穿着囚服，但是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帅”，白净、周正，很招人喜欢。

　　刘健出生在湖北，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长期分居两地。在湖北工作的母亲大多时间都在出差，而父亲则在外地教书。刘健平时见到妈妈的机会不是很多，而要见父亲一面更是难上加难。

　　据他回忆，他记得最早的一次见到爸爸是在他3岁的时候，再后来就是5岁时妈妈带他去找过爸爸。刘健从出生就和姥姥、姥爷住在一起，细心的姥姥照顾刘健的饮食起居，而刘健最爱的姥爷则常带刘健去看火车。就这样，缺少父母陪伴的刘健在姥姥、姥爷家度过了他的童年。回忆起童年的点点滴滴，刘健的眼中时而流露光彩，时而闪动泪光，说到姥爷去世时，更是眼眶红红的，强忍泪水。

　　1998年，为了让9岁的刘健能有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也是为了和在北京下海经商的父亲团聚，母亲带着刘健从湖北来到北京。

　　然而，三个人的生活过得并不如意。刘健的父亲常常喝得烂醉才回家，母亲为此劝他，遭到的却是一顿暴打。一年后，母亲下岗了，她一个人到武汉做生意，把刘健留给了父亲。但是父亲经常不在家，一走就是几个星期，家里只有保姆照顾刘健，父亲只是定期给他一些生活费。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学校，一个10岁的孩子，独自面对生活中的一切。几年里，每天回到家里都只有他一个人，这让生性活泼好动的刘健感到十分压抑。偶尔，父亲回来了，情况就更糟了，他通常是醉醺醺的，回来就指责刘健或刘健妈妈的不是，刘健一顶嘴，就会遭来一顿毒打，有时候打得刘健爬不起来。 “他从小就不管我，也不理我，他有什么资格揍我！”刘健心中更加压抑。

　　刘健说，他来到北京之后就没有家的概念了。由于整天没有人管，他开始到处去玩，慢慢地就跟院子里的几个大孩子混在一起。这些大孩子都是“社会人”，成天不是跟人打架就是找人要钱。与他们在一起让刘健觉得很开心，又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好玩儿的。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02年，这一年刘健小升初。

　　就在小升初最关键的时期，刘健的母亲回到北京。在母亲的督促下，刘健以班级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进入北京一所重点中学的数学实验班。

　　刘健升入初中后不久，母亲又去了武汉。初一下半学期，由于英语成绩不好，刘健没能保持自己在年级的排名而从实验班刷了下来。老师找来刘健的父亲谈话。父亲什么都没问就揍了刘健一顿，然后说：“行了，你也甭学了，破罐子破摔，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父亲的态度让本来就很沮丧的刘健更加失落。随后的两年，刘健干脆就不学了，“虽然人没有离开校园，但已经完全放弃学业了”。

　　刘健的变化不仅来自学业上的打击，还有就是时常被学校里的体育特长生欺负。这些都使他觉得在学校里学习没有用，学习再好也会受人欺负，于是他开始跟朋友出去打架、要钱，这不但使他觉得很风光，而且传到学校里后，那些特长生再也不敢惹他了。

　　刘健就这样过完了他的初中生涯。2007年1月，他与同伙的活动范围扩大，言语上的威胁也变成了暴力的殴打。最终他于2007年2月被捕，并因涉嫌抢劫判刑。

　　「下篇」专家剖析：成长中的自卑

　　“我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我宁愿干错的，因为打架让我在学校、在人际关系上站住了脚。”谈到打架的时候刘健这样说。对刘健来说，重要的不是他能不能抢到钱，而是他的行为能带来心理收益。无论是最开始的要钱、打架，还是后来的抢劫，这类行为某种程度上都能够带给实施者一种控制感和自信。

　　在这种行为模式下，像刘健这样的实施者是有力量的，能够操控别人，并且让他们感觉很“风光”。但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一个人如果需要用这种不被社会所接受的方式来寻求一种自信和控制感的话，这也说明在实际生活中，他可能是很弱小、很自卑的。

　　以刘健的经历为例，他在来北京之前，除了父母不在身边，其他的情况都还比较好。但他来到北京后，接二连三地出了很多问题。先是父母不和，然后是母亲离开北京，他和父亲独处。父亲常常酒后殴打他，这种殴打有时会很重，并且是刘健完全无法预期和控制的。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来说，他除了躲避和忍受什么也做不了。

　　不仅如此，在刘健父子的关系模式中，刘健还严重地被贬低。当他从重点班刷下来时，他是极其渴望父母能够给与他安慰或是鼓励的，但是父亲却否定了他，虽然，那只是他一时的气话，但孩子只会做直接的理解，这对刘健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和贬低。这种评价和反应让刘健感到自己是没有价值的，是不被重视的，也使刘健没有信心和力量改变自己学习状态。从那一天开始，他放弃了他的学业。

　　孩子往往是透过父母的眼睛来看自己的，如果父母亲觉得孩子好，孩子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如果父母表现出对孩子的不悦，或拿自己的孩子与别人比较，孩子通常对自己不甚满意，这是一个人消极的自我形象形成的根源。

　　在与父亲的这种虐待的关系模式下，刘健“学”到了什么呢？其实他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强者，成为一个不被欺负的人。如果不想忍受被人欺负或是为此担惊受怕，除非自己成为父亲那样的角色，成为暴利的实施者而不是承受者。

　　所以，刘健才会认为出去混、玩、打架是很风光的事情。因为这些在他的关系模式中都是“父亲”这个角色才可以做的事情。当他有机会成为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是不会拒绝的。正如刘健自己所说，即便知道自己做的是错的，他也愿意这么干。因为通过这种关系模式上的扮演，他可以成为一个有力量、有控制感、自信、不用担心被欺负的这样一个角色。而这恰恰可以弥补自己内心中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带来的自卑。

　　除了通过这种适应不良的模式来“克服”自卑以外，刘健提到他在打架中能够宣泄压力。所谓压力，心理学上也称为应激，是指个体对知觉（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到的威胁（对精神上的、身体上的、情感上的威胁）感觉没有能力应对时，所导致的一系列的生理反应和适应性调整。

　　压力事件会唤起我们很多的情绪反应，当这些情绪体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需要个体使用某种方式来进行排解。对于刘健来说，离开从小照顾自己的姥姥、姥爷来到北京，母亲的离开，被父亲身体虐待的关系模式，在学校被人欺负，学业成绩的下降……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对他构成了压力，也会引起不同强度的情绪体验。

　　当我们面对众多压力的时候，我们会寻求亲密他人的情感支持，并寻找合适的方法来解决压力事件。但对于刘健来说，他来到北京后除了妈妈间断地、短暂地陪伴之外，再没有人能够给他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而他唯一能够学习到的“缓解压力”的方法则来自他的父亲。可以想象，当一位父亲使用暴力殴打的方式来发泄其压抑的情绪时，孩子自然可以学习到，这种学习过程甚至可以是无意识的。所以，当初中发生的诸多事件最终超出刘健的心理承受底线时，他也将无法避免地使用暴力的方式来发泄其积压已久的情绪。

　　世界著名的精神分析师，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曾说过：“人类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自卑感以及对自卑感的克服和超越。”然而不幸的是，刘健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独自承受他所承受的这一切。更不幸的是，刘健还不知道，他所用来克服自卑的方法也只是悲剧式的模仿自己的父亲，那位被自己所恨恶，被自己说成是“每走一步都是失败的，彻底失败”的父亲。在这句话的背后，我看到的是更深更重的自卑感，以及一份极为沉重的无助和无奈。

　　憧憬未来

　　在谈话的最后，我问了刘健对自己有什么期望？他的眼圈再一次红了，沉默了一会儿，认真地说：“要做大事，我要经商。”我问他觉得商人要具备哪些条件，他描述了一些商人需要具备的素质，又谈到了爸爸失败的原因以及自己最近在看的书。

　　刘健说他特别爱看书，为了多一点时间看书，他劳动的效率特别高。爱看书也是受爸爸的影响：“记得爸爸曾说'书能告诉你很多东西'，我爸说的是对的。”我留意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湿润了，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想，这是他关于父亲的不多的温馨记忆，在他看来是多么的宝贵，这也是他内心里对父爱的深深地渴望。

　　我相信，他将带着这份渴望去实现父亲未能实现的经商梦，带着对自己犯罪的痛悔改写自己的未来。

　　（本文作者万秋实系专职心理教师、心理咨询师；杨寅系北京大学心理系学生）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1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