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胡庆波

　　默默搭建健全人与残障人之间的桥梁的她，是怎样的一位中国女性？

　　个子不高，慈眉善目——47岁的郑晓洁，一位看起来十分普通的北京妇女，曾经在国家机关有着体面的工作，曾经在外企拿着令人艳羡的不菲薪水，曾经是一位优秀的电视制作人。而今，她选择了“红丹丹”，即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目前我国唯一一家提供盲人文化服务的非赢利非政府组织。一步步走来，这背后有哪些耐人寻味的故事呢？

　　本以为日子会就此平静地继续下去。然而，2007年12月24日下午，郑晓洁出人意料地走进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厅，起诉的对象竟然是英国某传媒“大鳄”下属的世界服务基金会，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选择“红丹丹”

　　2008年1月22日，北京的鼓楼西大街，一个幽静又陈旧的老北京四合院一隅，郑晓洁递给记者一张特殊的名片，上面不规则地凸凹着许多小孔——这是盲文，她打交道的对象一半以上都是残障人士。这里便是红丹丹文化交流中心办公所在地。

　　“我是一个很有韧性的人，选择了就不会轻易放弃。”郑晓洁一边告诉记者，一边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她经常是忙得一天都顾不上喝水。

　　我最开始在航天部工作，1986年，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心理学自学考试。平时需要工作，同时照顾只有一岁的孩子，业余时间还要学习，忙得一塌糊涂。就在很多同学都放弃了，而我也动摇的时候，我在教学楼看到了奇怪的一幕：一个女孩怎么“爬”着走啊？原来，这是一位肢残女孩，她的教室在二楼，每次上课，这位女孩都要靠双臂的力量，艰难地爬上楼。

　　看着她弱小但坚强的背影，我突然看到了一种生命的尊严，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在这位女同学的鞭策下，我坚持了整整8年，终于通过了最后一门自学考试科目。

　　而这位肢残女同学的影子，永远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后来，我目睹了自己的两任女师傅退休以后的失落，我对自己说：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1996年，我瞒着父母，从航天部辞职进入一家外企公司。

　　身处单位的中层，拿着不菲的薪水，但是，我每天都在思索：这就是你想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国家做点事情呢？

　　三年合同期满，不顾老板的极力挽留，我毅然辞职。

　　后来，中国教育电视台提供免费时段，郑晓洁自筹经费，制作了专题报道残障人故事的周播栏目《生命在线》，获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但是，拉好的赞助在最后时刻变卦了，她自掏腰包坚持做了下去。一年下来，几乎耗尽了积蓄。这个栏目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个人出资的公益类电视栏目。

　　期间，郑晓洁还把经商的爱人大伟也拉了进来。大伟答应放下生意，帮她半年，可谁知，这一帮就收不了手了，一直干到现在。

　　在拍摄中，残障人渴望社会理解、接受的强烈情感和愿望，使郑晓洁萌发了要帮助他们的想法。渐渐地，创作组从制作弘扬人道主义，宣传残障人自强不息、热爱生活的电视纪录片，转向帮助他们掌握参与社会生活能力、为他们提供技能培训，倡导社会健残融合的草根工作。

　　2003年7月30日，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在北京市朝阳区工商局正式注册。根据盲人要学习广播节目编播制作的要求，红丹丹不久推出了由盲人参与制作的广播节目《心目看世界》。2004年5月17日，全国助残日的第二天，这个节目正式在北京新闻广播台《人生热线》栏目播出。红丹丹由此在中国开创了培训盲人广播节目主持人及制作的先河。

　　之后，在各界人士的资助下，红丹丹的3名盲人学员通过了国家普通话一级甲等考试，成为中国盲人集体通过“一甲”的首例。

　　提起“红丹丹”这个名字，郑晓洁微笑地解释道：“映山红这种植物，给点水就能满山遍野，我希望我们的关爱和服务能像开着的映山红一样，惠及所有的残障人。”

　　甘做健残之间的桥梁

　　在为残障学员培训以后，他们拥有了梦寐以求的技能，终于由社会的接受者变成了参与者。但郑晓洁却发现，这些残障学员依旧无法融入社会，为什么呢？

　　一次，我带着几位学员去山东培训时，向别人介绍说“这个孩子耳朵不好但是做得非常好……”

　　回来后，其他学员告诉我那个孩子自己偷着哭了，因为我的话伤害了她。后来，我才发现，很多残障人不喜欢听“我盲了”、“我瘸了”此类的话。

　　于是，我把所有学员召集起来开会，告诉他们：“你们必须面对现实，要学会面对自己的残障，回避自己的弱势，发挥自己的优势，扬长避短。否则，就会永远在家里呆着，无法走出社会。”

　　通过此事，我意识到，残障人的成长环境、教育环境等因素导致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很大的障碍，使心智的成长受到了影响。

　　在红丹丹一间简陋的工作室内，记者看到一位戴着耳机坐在电脑前的盲人，他叫马新宇，是红丹丹第一批学员。不是亲眼所见，真无法相信盲人也能如此熟练地使用电脑，能上网发帖，还能聊QQ.他现在主要做广播节目的策划、采访、编辑、剪辑合成。马新宇用专业广播主持人那种抑扬顿挫的声音告诉记者：“我作为一个盲人，深知如果别人不告诉你，你永远不知道该怎么办，做的事情永远和别人不同。时间长了，碰壁多了，就会封闭自己。”

　　“是啊，盲人看不见，满脑袋都是问号，身边的人给他传递什么信息，他接受的就是什么信息。所以对他传递信息非常重要。”郑晓洁说道。

　　此后，红丹丹在教残障学员学习技术的同时，还会用至少80％的力量去做心理康复。教他们正确地表达自己、如何待人接物、与人交往的礼仪……

　　一方面，健全人并不真正理解残障人，不知道残障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与健全人有着天壤之别；另一方面，残障人也不了解健全人为主的社会形态，无法真正地融入社会。我们就是健全人与残障人之间的桥梁，我们告诉健全人应该怎样去了解残障人的心理、残障人的生活方式；我们向残障人传达健全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他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去适应这个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怎么对待残障人、怎么理解残障人的概念、怎样为社会提供优秀的残障人、怎样为残障人创造更多的工作领域……

　　我们和学员们一起成长。

　　郑晓洁80多岁的母亲通过电视报道得知自己的孩子在做这样一件事情，无法抑制眼中的泪水，说道：“你们做得对，这辈子做这一件事，就值了。”

　　接受培训的残障孩子们经常问郑晓洁这样一个问题：“郑老师，你为什么一分钱都不收，就培训我们呢？”

　　郑晓洁答道：“因为这件事情，你们想做，我也想做啊。况且，如果收费的话，你们还会千里迢迢地来学习吗？”

　　很多孩子还是不理解，有的甚至认为：“郑老师肯定拿我们挣了钱了，要不然怎么那么好心眼儿？”一次，几位学员偷偷将语音软件插到郑晓洁的工作电脑上，把她所有的工作文件都拷贝走了。后来，这几位学员才知道自己误解了郑老师。

　　“我知道这事情后，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心情特别复杂。为了做残疾人事业，我付出了这么多。我自己的儿子高考我都没有操过心，可是，为了这些残障孩子，我真不知道操了多少心。谁会想到我们的受益人会怀疑我、如此伤害我呢？”郑晓洁回忆道，她曾经无数次想要放弃，但是，最终还是在坚持着……

　　曾让郑晓洁伤心的是这些孩子，但是，能够真正给郑晓洁带来快乐的也是这些孩子。“我觉得最快乐的就是看到身边的残障学员在成长、听到他们”一甲“通过、初来红丹丹带着浓重方言的孩子离开这里时都是标准的普通话……这些快乐，对于我，是什么也无法代替的。”郑晓洁满眼幸福地说道。

　　2003年9月，在一位残疾人的介绍下，郑晓洁认识了英国人王新（化名），他说他可以从英国申请资金，和红丹丹一起培训盲人制作广播节目。

　　当郑晓洁启动红丹丹所有资金为这个项目做准备时，郑晓洁发现有一些合同并未按照程序来签订，甚至有暗箱操作的可能。

　　2006年，王新所在英国某基金会亚洲项目负责人邮件通知郑晓洁：鉴于“交流障碍”和“不能在合同上取得一致”而导致的“信任的破裂”，不再与红丹丹进行合作。

　　红丹丹期盼了将近三年的“巨款”，至此彻底成为了泡影。

　　郑晓洁认为对方属于违约行为，因此起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承担支付红丹丹为此项目支出的所有费用51万元的违约责任。

　　据原告代理律师介绍，此案将在2008年10月底开庭。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8年2月下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