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黑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宋士合曾潜逃境外长达13年，今年被从美国遣返回国，检察机关指控其犯有贪污罪、受贿罪。被审期间，宋士合以自己的出逃经历和感受写了一封忏悔书。他写到，当地华人得知他是一名涉嫌贪污的大陆官员时，对他十分反感和冷漠。这些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使他感叹，美国不是天堂。

　　这让笔者不由得想起前些年流行一时的，据说还是来自国外某研究机构的一项研究成果——“贪官短命论”，即腐败分子因为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害怕东窗事发，所以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精神压力大，容易得某些疾病，因此大多短命。当时觉得此论幼稚滑稽，但如今从宋士合的经历来看，这个理论在国外或许还真有几分可行性。就说这个宋士合，“当地华人得知他是一名涉嫌贪污的大陆官员时，对他十分反感和冷漠”，巨大的舆论压力让他感受到“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长此以往，患上某种疾病的可能性还真是存在的。这对那些热衷“卷包外逃”的职务犯罪分子，或许是一个很好的告诫与震慑。然而从宋士合出逃的经历和感受，我们更应该思索的问题是：如何让腐败分子在国内也无处藏身、无路可逃，以至于在“难以名状的精神痛苦”的折磨下，就此断了腐败的念头？

　　当前有一种“腐败的民俗学”甚是盛行，它“容易使人们认为，掌握权力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家庭的利益或他觉得应当忠于的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语）。就是这种思维，使得社会舆论对腐败的态度颇有些“暧昧”。

　　提起贪官的腐败行为，恨得牙根发痒，但是一旦自己有了机会，也是如此；别人得利，自己气愤，而一旦某种腐败行为能使自己获益，就立即默不作声；对腐败颇有些艳羡和向往，“笑贫不笑贪”，把腐败分子当成“能人”，极力攀附拉拢，谋取私利；对一身正气的清官，则讽刺、疏远，甚至排挤、打压。就是这些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攀比腐败的“腐败文化”，污浊了社会风气，把不正常当作正常。因而，无法真正形成对腐败“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无法养成对腐败“零容忍”的行为习惯，使那些腐败分子的腐败行为得以浑水摸鱼，不断孳生蔓延。这正是为什么反腐的力度不断加大，但腐败之风却仍难以刹住的深层次文化原因。在这样的环境里，贪官们只要不是玩得“太过”，大多会舒舒服服，滋滋润润，物质精神“双丰收”，不仅不会受到孤立冷遇，甚至会“边腐边升”，得意忘形还来不及，哪里会有半点“精神痛苦”。以至于宋士合们潜逃在外，才有些“水土不服”，很不适应。

　　“腐败文化”的流行，使腐败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和生活习惯，使人们对腐败麻木与漠然，从而筑成了腐败现象的恶性循环。因此，重塑积极健康的“廉政文化”，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以廉洁著称的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的“廉政风暴”中，在大力开展惩治腐败行为的同时，还注重开展了一场“价值革命”，以提高公众对腐败的认识，让对腐败“零容忍”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当前，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既要注意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规范，也必须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树立一种反腐倡廉的公民文化，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强化舆论监督。

　　吴官正同志曾指出：纪检部门要继续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要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一句：从文化导向、行为方式上孤立腐败、仇视腐败，让腐败分子精神上“痛苦万分”，这恐怕就是廉政文化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

摘自《检察风云》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