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灵子

　　在许红妹、许振祥兄妹眼里，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控申科的检察官绝对是他们全家的大恩人。2007年底的一天，这对年逾花甲的兄妹，开着残疾车来到上海铁路运输检察分院，恭恭敬敬地将一面写有“为民解忧、尽心尽责”字样的锦旗，委托铁检分院的检察官们转赠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控申科，这面锦旗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50年前因贩卖一担青菜，导致一个家庭几十年遭受磨难

　　2007年7月12日，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控申科接到由上海铁检分院转交来的一封申诉信。申诉人是一对名为许红妹、许振祥的兄妹，据他们回忆，大概是1960年，兄妹俩才10岁左右的时候，父亲许金叶从上海坐火车前往杭州贩卖青菜，被当时的杭州铁路局以“破坏计划供应罪”判刑两年，全家人也因此受到牵连，跟随服刑的许金叶一同前往甘肃。两年后，刑满释放回沪的许金叶又一次为生活所迫贩卖青菜，因“不思悔改”，被抓后送往青海劳教。他们依稀记得，当时有关部门人员说，如果他们全家人同意将户口由上海迁往安徽，许金叶即可提早释放。为了一家人早日团聚，他们同意了，第二天，许金叶果真被释放，于是，全家的户口迁到了安徽省定远县。1994年，根据当时的有关户籍政策，阔别上海30余年的许家老小回到了上海，但许金叶已于1982年去世，子女都靠打零工或享受“低保”生活，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平反，他们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无法享受退休金。

　　但是，许红妹、许振祥兄妹俩的申诉仅凭自己的回忆，申诉信中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证明材料，所以，这起辗转了多个部门的申诉始终杳无音讯。对此，看完申诉信的科长李萍和检察官宋雪强也感到很棘手：这起申诉不仅缺乏实质性证明材料，而且杭州铁路运输检、法两院早在1957年就撤销了，直到1981年才恢复重建，要帮助申诉人达到申诉目的，难度极大。

　　为了尽快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7月20日李科长给申诉人许红妹回了一封信，并很快与许家兄妹俩通过上海铁检分院的视频系统，在网上进行了对话沟通。上访人许红妹和哥哥许振祥声泪俱下地哭诉了家庭的遭遇。迁往安徽定远县后，全家只能靠务农为生。1982年父亲去世后，生活状况更是雪上加霜，到1994年全家迁回上海原籍时，母亲已经垂垂老矣，如今，离开上海去安徽时还少不更事的许红妹、许振祥也到了临近退休的年龄，许振祥在安徽定远还落下了残疾。因为工龄不到规定的年限，他们即使到了退休年龄，也将因无法享受退休待遇而失去晚年最基本的生活保障。促使他们信访的直接原因是因为根据有关规定，如果许金叶的问题能够得到平反，他们兄妹俩的工龄就可以从1994年起算，即可享受退休待遇。

　　但因父亲去世多年，当年受处理的文书均在迁徙中遗失，要求为其父平反的依据只能依靠自己努力的零星记忆，所以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仅仅因为50年前为养家糊口贩卖一担青菜的行为，却导致一个家庭几十年遭受磨难，且至今生活在困顿之中，一个小时的视频接访，两位检察官的心被深深触动了，他们决心一定要尽自己的全力帮助申诉人。

　　多排除一种可能，就离案件水落石出更近了一步

　　在进一步了解了许家的生活现状和基本诉求后，李科长和检察官宋雪强对该案件进行了认真的排查分析，初步确定从四个方面进行查找：第一，到许金叶当年户籍所在地查原始户籍和记录；第二，许金叶当年是由“杭州铁路局”处理，可能是被判刑也可能是劳教，而劳教问题属公安管辖，为此，应到杭铁公安处查找当年处理许金叶的原始材料；第三，向安徽定远县有关部门调查，是否有关于许金叶被释放的文字材料；第四，向许金叶劳教所在地青海铁摹尔农场调查，是否有许当年劳教时留下的原始材料。

　　但是，这些排查方向，仅仅是承办检察官按常规对案件做出的可能性推测，一旦投入调查，仍如“大海捞针”。8月、9月正值高温酷暑，他们顶着似火骄阳，四处奔波。在许金叶当年户籍所在地上海市普陀区长寿路派出所，仅查到许金叶于1962年从青海解除劳教回沪，次日迁往安徽定远县的记录，其他无任何记载。赶去安徽定远县查寻，得到的答案是由于历史变迁和“文革”破坏，所有档案全部被毁。此后，承办检察官又三次前往杭州铁路公安处查阅上世纪60年代的陈年档案，但都没有结果。

　　李科长和检察官宋雪强分析，当年，许金叶是从上海到杭州去贩卖青菜的，处理这类问题是否会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于是他们多次拨通了上海铁路公安处档案室的电话，请求对方查找许金叶的档案材料，结果也没有；他们又考虑，劳教应当归杭州市公安局法治科下设的劳教委员会管辖，那里是否会有？结果还是没有；有人提醒他们，20世纪80年代初平反历史冤假错案时，杭州市档案馆留存了部分历史老档案，那里也许会有，于是承办检察官的足迹又出现在了杭州市档案馆的一组组档案柜前，而结果是同样的。前后十几次奔波，始终没能得到明确的线索。

　　也许许金叶的档案材料因年代久远早已被粗心遗弃，就像许金叶本人丢失了自己的受处罚材料一样？也许那卷发黄的案卷静静地被塞在某个出乎人们想象的角落里，不为人所知？更何况，这件申诉与杭州铁路检察院没有关系，完全是一件“分外事”。但一想到上访人员声泪俱下的哭诉，一想到许家三代人几十年坎坷的遭遇和如今的处境，一想到申诉人的要求仅仅是有退休保障而已，强烈的为民服务意识让承办人员觉得，不能轻言放弃，既然案子已经受理下来了，再难也必须负责到底。否则，单靠申诉人自己的力量是绝不可能摆脱目前这种困境的。几十年的磨难已经让这一家三代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决不能再让许家这样不明不白下去了。

　　于是，检察官们一次又一次踏上外调之路，一次又一次地将电话拨向那尚未排查过的远方。每一次充满期待的出发和拨号，换来的总是一次次的失望和遗憾，但他们接着又调整方案，振作精神，再次点燃新的希望。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不管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档案室、安徽省定远县公安局或是青海省劳教局，每一次外调或每一个拨通的电话，都能赢得对方单位的真诚理解、帮助和支持。虽然同样是“查无此人”，但他们坚信多排除一种可能，就离案件水落石出又更近了一步。

　　许家人满脸的愁容第一次变成了舒心的笑容

　　8月25日，从遥远的甘肃省酒泉市营尔农场传来了一个令承办检察官们精神为之一振的消息：据甘肃省酒泉市公安局法制科的张警官说，有一位现已退休的老同志牛玉龙，当年是市公安局国保科的科长，他清楚地记得有许金叶这个人，80年代初在复查历史老案时，别人都来要求平反了，只有少数人没有来复查，许金叶就是其中之一。他愿意帮助去查找许金叶当年的案卷材料。电话那头西北人的豪爽和热忱，使承办检察官们本已失望的内心再一次燃起新的希望。然而，几天漫长的期盼之后，传来的仍然是令人失望的消息：因年代太久，许金叶的原始材料还是没有找到。

　　心有不甘的承办检察官们再次对各地反馈的结果进行比对分析，他们想起，在许家进行调查时，许金叶的子女们曾经回忆到，就在他们同意全家迁往安徽的第二天，父亲许金叶就回来了。如果其父亲当时在青海，怎么可能第二天就回来？或许，许金叶根本就没有去过青海？许家兄妹说他们因为当时太小已记不真切，母亲年事已高也说不清楚。劳教是公安局处理的，上海市公安局是否有存档材料？在市公安局档案室，他们果真发现了许在1960年被送往青浦劳教的线索，又找到青东农场检察院，总算在那里发现了许金叶在农场劳教的往来材料，并得知许当时是由其户籍所在地的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局处理的。接着，承办检察官在普陀区公安局找到了许金叶1958年因贩卖青菜等，被区法院刑事处罚的所有原始档案。当那些尘封多年，纸质泛黄，明显带有时代印记的档案被找出时，他们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言说，只因当年公安民警误将“青浦”错写成“青海”，一字之差不仅让一个家庭蒙受不幸，也让两名检察官踏破铁鞋。

　　至此，检察官们往返五省，多达五十余次的电话、传真和信件，终于换来了令人欣慰和满意的结果——许家被湮没了50年的原始档案找到了，许家希望的源头找到了。随即承办检察官们又立即将许金叶的原始档案和许家的申诉材料亲自送往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控申科，提请他们尽快审理。

　　11月20日，当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控申科的承办检察官们来到上访人许红妹简陋的居住地——一个自行车棚，告诉他们查找结果和平反有望的消息时，早已聚集在此等候的许家老母、许红妹兄妹及孙儿等十余人，满脸的愁容第一次变成了舒心的笑容。听着检察官讲述头绪纷繁的办案过程，面对检察官们随身带去的厚厚的调查材料，文化程度不高的老母和许红妹兄妹看得津津有味，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谢谢”、“非常感谢”，“被湮没了50年的档案终于找到了，我们的退休金可以解决了。”对于许家来说，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控申科的这次接访结果，已经改变了他们对生活的信心，或许还将改变他们今后的生活。

　　日前，上海普陀区人民法院要求许红妹兄妹递交申述状，文化程度不高、正为此事犯愁的许家兄妹再一次感受到了温暖，李萍科长已经委托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控申科代许家兄妹写好了申述状，兄妹俩也已向法院递交了申诉状。

摘自《检察风云》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