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最注重两个时间周期的循环：一个是春夏秋冬的四季迁流；另一个则是六十年一个花甲子的大周期，也就是唐诗所谓“手挪六十花甲子，循环落落如弄珠”。2009年的元月，不仅将迎来己丑年的旧历新年，还即将临近苍黄鼎革六十年的纪念典礼。两个周期循环毕竟有大不同，前一个周期我们每一年都会亲身见证，后一个周期则几乎耗尽人的整整一生。那些曾经亲身经历过1949年的旧历年的往日孩童，此刻已经垂垂老矣。除夕夜依然焰火明灭，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却已经遭遇过沧桑巨变，无论气质性情还是思维意境皆已不复当初。
其实，回到六十年前的1949年，旧历年这样古老风俗就已经是遭遇过革命挑战而历劫犹存的河山旧物了。国民政府是代表工业化的现代力量，起先并没有气量去包容一个古香古色的农年。但政府数度行文，意欲废除旧历年的年俗，都以失败告终，这说明打算直接与西洋并轨的现代工业社会，并没有像它所预计的那样一举取代古老的农业生活，相反的，认它再怎么来势汹汹的文化洪水，却完全冲不倒数千年以来人们以习惯与智慧构筑的心灵堤坝。当时的北平刚刚结束被重重围困的窘境，可是百姓过年的喜气劲儿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一篇文章中说：“年夜饭后的那个柿子和水萝卜是非吃不可的”，另外“妇女头上戴的红翠花是不能少的”，还有就是“春联、窗花大多数家里都是自己写、自己剪”。另一位生活在梅州古镇的老人谢云香则回忆说，1949年那年，“大年三十上午要敬拜天地众神，因为穷，准备的供品也是少得可怜，大人们在念词中就要请求诸神明原应该，保佑在来年能够生活好一点。”（《南方农村报》）从城市到乡下，虽然正在遭遇新旧鼎革的巨变，人们的旧历年仍然年味十足。全家人聚在一起守岁，等候见证一阳初起的那一刻；正月初一大拜年，小辈人恭恭敬敬给长辈磕上一个头；彼此互道祝福，在锣鼓声中扭起欢快火爆的秧歌……旧历年是古典中国的狂欢节。但是，那是在传统中国人敬神尊祖、爱人乐生的精神信仰背景之下的狂欢，是在以感通天地万物、友爱同胞大群的方式，实现一个普通人所能做到的对平凡麻木的日常生活的超越。旧历年是典礼，是仪式，是传统中国人心灵的释放与回归。
一甲子过去了。在这六十年中发生了太多可歌可泣的大事情。生活在进步，但是，同样的也经历了太多曲折与苦痛。六十年中，中国人如何过旧历年？旧历年的风俗变迁的小小细节背后，有着中国人心灵世界的哪些沧桑巨变？1959年的旧历年，“灾害”年月，大家一起在生产队食堂喝稀粥。谢云香老人说，“没有了祭祀，没有了舞狮，更没有了敲锣打鼓，一切过年的活动都取消了。”1969年的旧历年，“革命”当道，“破旧立新”的步伐就更进了一步，据谢云香老人的回忆：“似乎整个新年都是在开大会、喊口号、搞批斗中过来的，就是在年初一，还一样要升国旗念语录呢！不准给鬼神烧纸磕头，也不准敬天。”至少在如何对待旧历年的问题上，公共权利的这个治理思路，事实上接续和发展了20世纪上半叶的“并轨”思路。只不过，无论社会建设的基本理念是与西洋并轨，还是与苏俄并轨，都是急于创造新文化，开始新生活，而对于那些源自古老的农业生活的精神传统，都缺乏基本的“温情与敬意”（钱穆先生语）。旧历年，沾个“旧”字，以至于人们不约而同将其学名改定为“春节”，可是“旧”的就代表比较愚笨低劣吗？而“新”的就一定更加合理、更加先进吗？
过年的事情虽小，但其中透露了我们这些20世纪的后生小子们过于简单和骄傲的心灵逻辑。我们以为“新”的可以完全替代“旧”的，岂不知，所有称得上有价值的新东西都是从旧东西里面一点点生长转化出来的。当那些旧的习俗和信念在强大的冲击力之下破碎了，瓦解了，新的生活的建构又怎能不沦入空洞、贫瘠、扭曲的艰难境地？传统的过年首先在我们的轻慢和狂躁的“新生活”中渐渐自我作古，接下来，我们就在没有文化准备和心灵准备的情形之下，顿然迎来了国门洞开的日子。清风徐来，我们也想重新让包括过年在内的生活细节都走向合理化、正常化，但是，这一切会那么容易吗？
1979年的过年是热闹而兴奋的。人们认真置办年货，努力营造氛围，锣鼓喧天，爆竹不断，就是为了找回那久已失落的年味儿。那一年，人们还只能齐凑在收音机旁边，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来打发那漫长又短暂的大年夜。可是，那似曾相识的炮仗声中，年味儿却毕竟像是串了味儿，有点说不明白的陌生感，不仅“敬拜天地众神”的肃穆庄重终究难再找回，当人们彼此拱手祝福，眼神中也夹杂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冷漠和敷衍。过年嘛，需要一个像模像样的仪式。多年的泛科学话语的教化，让人们不再能够提起精神，煞有介事地敬拜天神、祭祀祖先。这时候，1983年的中央电视台第一次春节联欢晚会，使得围着电视机看晚会成了迫切需要一个过年仪式的中国人立即接纳并践行的新年俗。物质日益丰富，但生活也日益忙碌，难得整晚与父母围坐电视机前吃茶聊天，成了许多中国人记忆中难忘的温暖时光。于是，年复一年，央视的晚会占据着年夜的大部分时间。晚会久已无甚新意，这大概是不需赘言的共识，但是问题恐怕还不止于此，当敬畏、感恩、仁爱、希望的古老情感被一阵阵空乏肤浅的笑声所取代，当敬天娱人的社戏歌舞被平淡无物的曲艺小品所取代，我们是否能说，这新的过年仪式增益和丰富了中国人的心灵？
对19世纪的人们来说，过年意味着团聚，意味着日常时间的停顿和神圣时间的开启。那时候人们无不朝夕盼望过年那一刻的来临。21世纪的人们，过年时仍旧热热闹闹聚在一起。只是对许多人来说，那似乎已不再是诱人的盼望，反倒有一点苦涩的畏惧，往往麻将桌前互搏输赢，必然杀个天昏地暗，疲惫不堪；倘若酒席宴前推杯换盏，必然逼个你死我活，烂醉如泥；甚至站在院子里放鞭炮，也定然要点它个亘古未有的巨型炮仗，视觉、音效和危险性都必须达到令人感到恐怖的震撼效果才算开心。当那敬神爱人的古老精神传统久已枯萎失落，在心灵被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折磨得压抑烦闷的临界时刻，节日的狂欢失去了向上提升的方向，又怎能不沦为低俗的宣泄？但是恶性的宣泄并不能真正帮助疲惫沉闷的心灵复苏，却可能进一步强化了攻击性与孤立感。
在古老的人情文化中，往来是“礼”，讲究的是“诚”。传统的农业生活中，彼此相待是完全生命化的，讲究心心相印的生命感应。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新生活中，大年初一，人们彼此拜年，走动频仍，气氛看起来似乎仍然热情火爆，只是这些戏中角色往往各怀心事，多少貌似亲切的笑脸背后藏着复杂功利的计算！很多人拜访官员，探望领导，手上少不了丰厚的礼金，给孩子的“压岁钱”也动辄数以千计，其实那不过是权力寻租的另一种方式。对于那些必须在某个腐败官员的威势之下小心翼翼讨生活的普通人来说，过年有如雁过拔毛，实在是个不小的负担。所谓过年送红包的“潜规则”，其实是心灵毒化的规则，当心灵相信交易和掠夺是规则，它就不再相信爱和信任是规则。不相信爱和信任有最终决定权的人们，将共同编织出怎样的生活？你能想象吗？
如果我们是清醒的，我们就必须直面六十年时间迁流的全部结果：正面的和负面的，进步的和退化的，改变的和不变的。哪怕正面的结果再多，都无需重复；只要负面的结果存在，就必须承担。焰火明灭，照亮夜空。六十年后的今天，旧历年仍然提醒我们：天空和大地的逻辑是根本的，心灵的逻辑必须效法它，顺应它。周而复始，冬去春来，是天空和大地的逻辑；回归根源，复归本性，则是心灵的逻辑。年味儿失落的背后，不仅仅是文化变迁的问题，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说，是生命状态和心灵境界的问题。我们心灵并不会自动提升，除非我们有这样的自觉。而透过反省一甲子的过年习俗的变迁来领悟生命，不正是一个心灵觉醒的好机会吗？（赵雨）
守不住的岁，共同度过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年来到。
黑黑的天上横幅飘，横幅下面人儿吵。泛黄的路灯，就像几十年后的外滩夜照明泛光，投射在“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的跨马路横幅上，被跨着的马路，便是菜场了。只是夜照明照的不是夜，而是黎明时分。猎猎北风，瑟瑟裤腿，啸啸人声。鸡鸭摊、肉摊、鱼摊、豆制品摊、蔬菜摊……每一个摊位前排队排队尽是排队，在为买到最后一条带鱼而亢奋，在为排了一个钟头队却没有买到做汤团馅的生猪油而沮丧，在为掉了一张一直紧拽在手心里的鸡票而成春节之长恨歌。1970年春节前夕，《人民日报》报道说，春节期间“粮、油、肉、蛋、水果、茶叶供应充足，市场上还出现了如黄瓜、西红柿、豆角等一些夏令蔬菜”。菜场的高音喇叭播放着《红灯记》李铁梅的唱段“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对于排着队的老百姓来说，做什么人呢？做排队的人。
菜场还未落市，食品店排队又掀起了新的高潮——到了文革后期，“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常常就是在排队中掀起；总有一个长队等着你从最后一个开始。可能就是为了一斤大白兔奶糖，可能就是为了一包小核桃；直至年三十最后一次去排队，准是为了剃头，新年新衣裳新剃头，管他剃出来的是芋艿头还是马桶头。在很多石库门弄堂里，都会有一两个剃头师傅，价钱便宜，又省得排太长的队。
风继续吹。许许多多年的春节，就这样共同度过。
从来没有强调过要过一个革命化的元旦、革命化的国庆，唯独春节需要革命化，足以见得，春节的非革命化一直很坚强甚至很顽固。于是，在1969年的年初一清晨，“市百一店等商店革命职工，一进店就手捧宝书，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还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小分队，用文艺形式在商场宣传毛主席‘要进一步节约闹革命’等最新指示。”领导们倡议春节“四要四不要”：要讲科学，不要封建迷信；要勤俭持家，不要铺张浪费；要参加正当文娱活动，不要到处游荡；要坚持生产工作，不要班前喝酒。但是，愚公移山易，春节易俗难；移风易俗，移易掉的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尘埃，老百姓的骨子里，一年就为这一天，当然要把年留住。当然革命化的春节，不仅仅是贫穷和物资匮乏的本身，必然有革命化的标志。在排队的长龙中，会有一两个穿了一身过膝军大衣的，那是平民中的贵族，拥有军大衣者，基本上就是工纠队成员，有头戴了海夫绒军帽的，那是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杨子荣留下的时尚痕迹。
排队是革命化春节的主背景，而DIY则是革命化春节的主旋律，当然那时候不叫DIY，而是叫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更确切地说，人人必须自己动手，因为社会提供的仅仅是原料。杀鸡、刮鱼鳞是DIY的，炒瓜子炒长生果是DIY的，衣服是DIY的，也有人家会送到弄堂口的缝纫摊去做，去把裤子的两条“筋”熨烫得像刀锋一样，但那是条件好的人家；汤团是DIY的，为了借一个磨糯米的石磨，你得千谢万谢，还得排着队等人家用完；孩子们的玩具是DIY，当大人们在DIY年货时，女孩子从刚刚杀掉的公鸡尾巴上拔下几许鸡毛做毽子，或者从破衣服上拆下纽扣串起来“造房子”，男孩子从烂脚桶上卸下铁箍滚铁环，还有空手道的玩斗鸡，孩子们的综艺游戏就在弄堂里开展，也就在孩子游戏的弄堂边上，还支着一台黑咕隆咚的炮仗炉，那是爆糙米花爆年糕干的，当然也逃不开排队的干系；即使是商家也是DIY的高手，杂货店买出来的东西都是一个三角包，水果店的老营业员甚至还会编扎“黄篮头”——年初一拜年、走亲戚的必备水果篮。
也有人多却不排队的地方——北站，就是新客站之前的上海火车站，上百万知识青年回沪探亲，也是上百万的兄弟姐妹到北站送迎，北站广场实行春节军管，比起如今民工春节返程潮，决不逊色。
在做怀旧式纪念时，普遍的声音都认同革命化的春节是苦中作乐，但是这样的声音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春节是一个需要热需要闹的节日，披星戴月的排队，走门串巷的借磨，滚铁环可以滚过三条弄堂，过了元旦就开始筹备春节，开放式的、长周期的，全身心投入的，和西方的圣诞节不无相似。贯穿春节的排队，更像是聚会，再夸张一点，就是狂欢了。
农历是中国的土产，公历是舶来品。假如用棋牌来做比喻，农历是打麻将，公历是打八十分，麻将的要义是没有升级，一圈一圈地打，六十年一个轮回，八十分追求的就是一级一级往上爬，如今都已经爬了两千多年了。因为春节一年年的轮回，所以需要的不是更新，而是守旧；守岁守岁，要守住的就是过年最核心的、最陈旧的热闹；结果我们将贫穷和热闹一起丢失了。
风继续吹。许许多多年的春节，就这样共同度过。贫穷尚未褪去，排场已经摆开。最典型的排场当属结婚，知识青年到了婚嫁的年纪，偏偏手里的钱也渐渐富裕，春节的三天假期从来就是结婚黄道吉日，那时候还没有婚纱，还没有喜车，三轮黄鱼车上一只樟木箱，一部缝纫机，四条被子，就把一个女儿嫁过去了。1979年《北京日报》刊登的一封群众来信称：“结婚讲排场不好，春节参加一位同事儿子的婚礼，他家收到的礼品可谓名目繁多，有台灯7个、收音机1架、闹钟2个、毛毯4条、毛巾被2条、暖水瓶12个、枕巾80条、脸盆一大摞、茶具8套、锅碗瓢盆勺成双成对……”当年手捧一束塑料花的新娘，如今儿女也已经迎娶送嫁，他们的排场，那真叫排场啦！
这么弹指一挥间的工夫，将半个世纪的春节写入了历史。50年代过的是光荣春节，60年代过的是革命春节，70年代过的是鱼肉春节，80年代过的是补药春节，90年代过的是祈祷春节；也就是从祈祷春节开始，年初一寺庙烧头香越来越显规模，于是，有许多有关烧头香的传闻，头香的门票多少钱一张，头香要半夜几点钟排队，谁谁谁每年都去烧头香……不管是不是烧头香，是不是烧香拜佛，新年的祈祷和祝福成为每个人的心声。
风继续吹。许许多多年的春节，就这样共同度过。（马尚龙）
60年社会变迁下的人情变迁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山河巨变，60年社会改观。有一件事情仿佛例外，中国人重人情这一传统好像没有什么改变。然而，按照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成不变的，60年社会变迁下的人情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
如果说文化是社会的上层，那么人情则是社会的基础。从变迁这一角度看，社会是最易变化的，文化次之，最难变化的是人情。因为人情是根植于人性之中的最基本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不受制度和文化的左右。
尽管如此，当人们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有时也会经历“文化震撼”的体验。这是因为感情表达的内容和方式是文化与文化不一样的。这里的人情变迁既包括由于社会文化变迁而导致的表达形式的变迁，又包括其表达内容的变迁。
人情辨析
人情是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共同探讨的话题。5000年前，中国孟子与荀子关于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开启了人性善恶之争的先河。现代心理学把这一古老主题淡化为本能与养育（nature vs nurture）之间的争论，把人性善恶问题归结于一个养育实践问题。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人情和国家、社会情操和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有什么样的个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社会情操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种观点被称作政治社会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形式，这是古希腊思想家对社会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纂图互注礼记》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关于性和情的关系，《周易详解》说：“天地之生万物，圣人之化天下，莫不皆有所感。非以心感，以性感，性以情感。情，天下万物之常理也。”这就是说，性和情密不可分，性是情之本，情是性之表。从情之表现，可以发现性之本质。
人情分为亲情、乡情、爱情、友情和建立在各种人际-社会关系基础上的形形色色的情感。友情是社会的黏合剂，是它把社会构筑成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英国哲学家培根说：“没有友情的社会，则是一片繁华的沙漠。”
人情分为个人情感和民族情感。当个人情感与民族大义相冲突的时候，个人情感应该无条件地服从民族大义与国家利益，情之取舍是检验小善与大善的试金石。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许多先进的仁义志士、共产党人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天下穷苦百姓得解放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情感和宝贵生命。
人情在不同的情景中有不同的表现。当遭遇紧急情况或外部压力增大时，人情会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化。关于群体反压效应的机制原理，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有一条是明摆着的：压力愈大，情谊愈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98抗洪、08战冰和抗震中，中国人的人情得到了超越和升华：由个人的亲情、恋情、乡情、友情升华为阶级情、民族情。
人情，说到底，是人性的表现。人情的变化，反映着人性在善、恶，敛、张、收、放取向上的变化。总的说来，传统社会，人性质朴向善、含蓄内敛，因此在人情表现上往往质朴无华、率性而为；现代社会，人性贪婪向恶、张扬外放，因此在人情表现上常常矫揉造作、文饰伪装。
人情，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关系亲密，人情味浓；关系疏远，人情淡漠。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社会世俗化的过程，是人际关系疏远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情淡漠化是必然的。正如现代必然要取代传统一样，交易法则必然要战胜人情法则。物极必反，当物的法则取得统治地位后，人的法则必然要强势上升。
人情，一般是指对人事的领悟和掌控的本领，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对于那些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世人一般称呼其为“书呆子”。这里的“人情”，似乎多少带有一些贬义，而那些浑身正义、原则性强的人往往被世人议论为缺乏“人情”。
我们所讨论的“人情”，似乎是具有一些积极动能的褒义词，至少是让人留恋的中性词汇。像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类普遍产生的怀旧情感或思乡情绪，则是一种具有激励作用的积极的伤感情绪。它像是陈年老酒，储存愈久，味道愈醇。
人情变迁
人情变迁反映了社会文化变迁，作为社会-文化变迁的伴随物，建国60年的人情变迁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人情正常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第二、人情乖戾阶段（1966年文革爆发至1976年文革结束），第三、人情异化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2年十六大召开），第四、人情复归阶段（2002年十六大召开至今）。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17年，虽然有“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的干扰，但总的来看，尚属于人情正常发展的阶段。正常发展的标志，是人与人之间基本上保持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伦理关系。向秀丽、雷锋等英雄人物辈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的动人凯歌在神州大地唱响。
文革十年，造反成风，社会关系与上下级关系普遍受到冲击，是人情乖戾的阶段。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乾坤颠倒、 纲常混乱、四维衰微、五伦败坏的时代，是人情味匮乏的时代。谁具有人情味，就会受到批斗。正常人所具有的人情，被所谓“阶级感情”、“路线感情”所取代。
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中国从神圣社会转向世俗社会。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成为衡量社会成功的唯一标准的风气，在他们眼里，社会不再是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而是完全颠倒过来，变成以利为本、以义为末，以财为本、以人为末。人情关系完全异化为金钱关系，人变成了只认金钱的经济动物。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倡导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开始了向人情复归的阶段。向人情的复归即向人性的复归，即向人的本质复归。以人为本、以民为先的社会情操的形成是人情复归的重要标志。
中华民族有一个优点，就是危机时抱团，患难现真情。在1998抗洪中，我们见识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精神，在08年抗击南方冰雪灾害和四川汶川地震灾害中，我们又一次体验了中华民族的真情流露。这种情感冲破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的界线，回到了中华民族是一家的“族缘”上，“我们同是炎黄子孙”是最富有感召力的话语。
海峡两岸同胞同属于炎黄子孙，骨肉分离了半个多世纪，是该团聚的时候了。胡锦涛同志最近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反映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这种民族情感超出了政治的分野，只要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努力为台湾同胞拓展生存的国际空间。这种真情呼唤，感天动地，是中国走向和平统一的情感基础。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情义的民族，不仅表现在对国内事务的处理上，而且表现在对国际事务的担当上。对于公正国际秩序的渴望和全球变暖问题的忧虑，中国人民一点也不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少。在处理关乎人类生存安全的全球问题时，中国人民总是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原则进行颇具人情味的处理。这是导致中国国际威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时代是新人文主义时代，是人性第二次解放的伟大时代。这次人性解放比第一次人性解放更伟大、更深刻。因为它挑战的对象是“官本位”和“物本位”，比第一次从“神本位”中解放出来更加困难、更加艰巨。惟其困难和艰巨，才值得认真去做，才凸显其伟大意义。
美国新人文主义者埃莫森说：“有两条法则并立同行而不可调和，一条是物的法则，一条是人的法则。前者建立航队和城镇，但是它野蛮疯跑，并且对人极不友好。”金钱拜物教在的兴起，极大地降低了人的地位、尊严和价值。要把人从物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实现人性的真正复归，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人情政治
实现人性的复归，就必须排除人情政治的干扰。所谓“人情政治”有两层含义：第一、是指建立在特殊主义原则基础上的政治，时人称家族政治，古人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第二、是指建立在人情物化表现基础上的政治，所谓“时人交往需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是也。
无论是第一层意义上的人情政治，还是第二层意义上的人情政治，都是贪污之蔽薮，腐败之源泉。公职人员一旦陷入人情政治，就会置正义原则于不顾，把公权变成私权，公共权力就会变成某些人作奸犯科、谋取私利的工具。人情政治是与廉政建设水火不相容的，能否过好人情关，是党和人民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验。
作为领导干部，要常怀为民之心，常修为政之德，常做惠民之事，常思贪欲之害，常有律己之为，这是防止公权变成私权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反腐倡廉的关键。社会控制贵在自律，只有自律，才能从源头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拒腐防变要从平常日用、人情世故做起，平常日用中彰修养，人情世故中显原则。
人情政治并不完全是贬义词。中国古代先圣，都是重视人情的。《纂图互注礼记》说：“故人情者，圣王之田也，修礼以耕之，陈义以种之，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之。”老子对于人情提倡无为而治，他说：“绝圣弃智，民利万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人情如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关键在于架舟之人如何因势利导，化逆为顺。中国人情是中国文化的土壤，人情变迁是文化变迁的基础，文化变迁是社会变迁的基础。中国政治家要治国安邦，必须要承认中国人情社会的现实，礼从俗，使从宜，稳打稳扎，步步为营，逐步实现自己的社会治理目标。（夏学銮）
他们如何在小说里过年？
年关将近，人民群众终于等来一年之中最为悠闲的日子，从上门拜年到贺年卡拜年到电子邮件拜年再到短信拜年，拜年的仪式更加便捷，年也越来越不像年。但是一小撮为人民币服务的公仆（仅仅是一小撮，相比广大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这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迎来了一年之中最为忙碌的日子，在拜年和被拜年之中奔波，把过年的气氛煽动得红红火火。
官宦人家的年关，我们大都从《红楼梦》中有所耳闻。中学政治教科书上曾经选取过其中精彩片断，宁府黑山村送上的年货清单几乎可以开一个动物园，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还有活鹿两对，活白兔四对，黑兔四对，活锦鸡两对，西洋鸭两对，等等。需要解释的是，这份年货不能单纯理解为年礼，它是地租，宁府的收入不能代表清代官员的普遍水准。杨国强先生曾经研究过清代官员的经济状况，当时的京官常常面临官不聊生的境遇，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廿一，曾国藩在给父母的信里感慨：“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此时曾国藩年届而立，尚未像后来那样风云一时，但是京官的生存状态大抵与他类似。清代以薄俸养官，高官离开灰色收入，异常清贫，需要依靠地方官奉献的炭资之类才能过年。地方官同样清贫，他们向上奉献的炭资也不可能来自俸禄，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薄俸养官促使官不聊生，进而促使无官不贪，再进而促使民不聊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然而，高薪养廉就可以打破这个循环么？如果高薪增加了公民纳税负担，又无法阻止官员贪腐，同样会促使民不聊生。薄俸养官导致像曾国藩一样的重操守者，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也不得不笑纳炭资；高薪养廉却有可能使得官员胃口越来越大，最终变成高薪养贪。无论薄俸养官还是高薪养廉，没有多少官员在突破心理防线之后，会把贪腐限定在解决温饱问题的限度之内，往往一发而不可收，像曾国藩一样大节不亏者，需要具有坚强的心理素质和精神修养，不是常人所为。
我非公仆，更非为人民币服务的公仆，所以对他们如何过年几乎一无所知，只能在小说里领教其中风采。小说家言，不可当真，此处钩沉一二，仅作茶余饭后消遣。
著名编剧、作家刘震云在《故乡天下黄花》里，绘声绘色地描写了1949年的马村。腊月二十九，东北南下干部、工作员老范离开村里到区里和老婆团聚，村里工作由贫农团团团长赵刺猬和贫农团副团长赖和尚临时主持。腊月三十晚上，赵刺猬和赖和尚想着范工作员搂着老婆快乐，寂寞难耐，把两个地主家属喊来“幸福”了一下。多年以后，赖和尚回忆激情燃烧的岁月：“娘那×，过去的地主是会享福，那娘儿们，一身子白细的嫩肉。我的娘，可舒坦死我了。”赵刺猬和赖和尚当时还是积极分子，不算正式工作人员，但是狐假虎威，在索贿而且索取性贿赂上先行了一步。不过，其中有武力胁迫的成分，当对方试图反抗，赖和尚摸出手榴弹进行恐吓。可见地主家属的觉悟还不够高，已经沦为贱民，不但没有主动投怀送抱，被叫去的时候也不知道半推半就，如此不解风情自然只能招来手榴弹伺候。
以写官场小说而闻名的王跃文，在《国画》里对过年一笔带过：“很快就是春节了。领导们就格外忙起来，又是春节团拜会，又是军政座谈会，又是慰问困难企业职工，又是看望离退休老同志。雷老总和玉琴却很着急，只想早定下来就早动手上这个项目。朱怀镜就安慰他们，这么几年都等过来了，干脆就等过了这个春节吧。”但在《国画》续篇《梅次故事》里，春节成为重点，中秋也没放过，统称为拜节，这时朱怀镜已经升任梅次地委书记：“很快就是春节了。照说这个时候每天都会有人登门拜访的，但朱怀镜的门庭还算清寂。他的谢客启事家喻户晓，有些人想上门也不敢了。”但是，朱怀镜却在这个时候反复接到神秘的恐吓电话，即使更改电话号码也照样会有电话打来，公安部门也没有办法，据说是磁卡电话。他心神不宁地回到荆都过年，于是一个旧时相识的老板请他到荆山寺烧头香，头香需要四十万元的功德，最后以十五万元成交，但朱怀镜没有亲自前去，而是妻子代替，小说到此结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小说里的专政机关素质不够过硬，这几年的新闻已经反复报道，不要说地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也不要说恐吓电话那怕是涉嫌诽谤的短信，专政机关都会雷厉风行，严惩那些别有用心的嫌疑分子。
在近年来的官场小说里，过年几乎都是浓墨重彩的华章。王跃文的《梅次故事》以过年结束，梁晓声的小说《欲说》开篇就引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 整部小说发生在旧历年底的二十四小时里：除夕之夜，北方某省省委书记飞回南方过年，几个小时后，该省风云突变，一位知名民营企业家和一位女省委常务副书记同时失踪，某市爆发群体性事件……小说里写到一位副市长给这位女省委常务副书记电话拜年，虽然两人下午已经拜过年，副市长晚上还是再次打来电话，表示给她在国外的儿子寄了一些美金，开始以为对方反感，后来“从她的话中听出了很饱满的感动成分和感情成分，觉得自己也获得了一份厚重的春节礼物”。
我对官场小说（或者是反腐小说）没有太大兴趣，它们没有案件聚焦或者法治报道过瘾。但是，分析一下公仆如何在小说里过年，会很有意思。送礼的最高境界是什么？那就是送礼千万不能像送礼。从这一点来说，《欲说》里的送礼还是业余水准，《梅次故事》更显专业功力，去寺庙烧头香，满足了精神需求，又看不到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何乐而不为？（王晓渔）
说《论语》，话人情
2008年冬至，章人英先生刚刚过了自己的95岁寿辰。2009年春节前夕，这位早已过耄耋之年的老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以下简称记）：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人情文化也在这个节日里得到充分彰显。您如何看待人情文化呢？
章人英（以下简称章）：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人们都很看重人情，所以也有人说，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你看，今天来采访，你们带来社里总编辑送来的挂历，这就是人情（笑）。人情是个中性词，但在中国，一般来讲，讲人情总归是好事情，比如我们说，“有人情味儿”、“不近人情”，这一反一正都是证明。
我从事过辞书的研究工作，曾经编写过《辞海》的社会学词条，自己也出了几本辞书。看了你的采访提纲，我还专门在《辞海》中查了查，目前确实还没有“人情文化”这么一个词儿。既然讲到人情文化，我想还是先对它做一个界定。
人情是一个人思想感情的表现，为人类所独有，它是通过社会相互交往，在感情上产生的一种互动形式，在沟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起到一定感染作用。人情本身是中性化的，没有褒贬。而人情文化是表达人与人之间交往行为的一种文化，是促进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人们通过交往来建立人情，交往得频繁，人情就深，交往少就会相对较浅。
记：刚刚讲到人情文化的变迁，您老今年已经95岁高龄，走过了近一个世纪，能不能谈谈在不同的时期，您觉得中国人在过春节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发生了哪些变化？
章：坦率地讲，我们这个礼仪之邦现在发生了裂变。前段时间，胡锦涛总书记的一次讲话中把中国近百年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其间的节点分别是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每个时段都大体经过30年。我出生于1914年，辛亥革命发生在1912年，应该说这三个阶段我都完整地经历了。
我认为中国人情文化的变化也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人情文化随着时代的裂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第一阶段，家族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要纽带。我小时候，过年都是给长辈们磕头、跪拜，辛亥革命以后，逐渐改成鞠躬、作揖；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人情关系由家族关系到组织关系，大家见面时握手，春节拜年讲究“团拜”，往往是同事之间相约几个人去同事家里拜访；改革开放以来，组织关系逐渐淡化，个人关系开始凸现出来。在从前，过年礼仪和礼节是很重要的形式内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变得更重要了。
最早的时候拜年，拜访者随身也不带什么礼物，老人给孩子钱，我们那时候叫“压胜钱”，也就是现在的“压岁钱”，钱给得不会太多，就是个象征意义，希望给孩子福气、幸福，为了讨个口彩。在第二个阶段呢，人们过年会送挂历、贺年片。现在都变成红包了，红包里有多少钱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现在拜年的形式已经异化了，很多人去拜年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形式的变化不能说就损害了内容。比如说，现在是信息化社会了，我知道，大家往往通过电子邮件拜年，手机短信拜年，形式变了，有人说人情味儿少了，我倒不这么看，也还要看这形式里面包含着什么内容。
记：章老提到时代的裂变，以及春节期间所反映出的人情文化的物化倾向。也有人认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物质生活丰富的同时，官场的贪污腐败愈发严重，在落马的官员中，收受“节礼”往往是他们的重要犯罪事实之一，故此有人得出结论，官场腐败从某个角度讲，正是人情文化异化的表现。对此，您怎么看呢？
章：我认为人情本来是个好东西，但还是要看如何恰如其分。文化如流水一般，不可能不流动变化，人情文化也不例外，所谓“穷则变，变则通”，如何让这种“变”实现“通”才是真正需要研究的。要做到“通”，对于不良的倾向就只能是疏导，不能因为人情文化异化，造成了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或者截堵。
人情是沟通人与人之间关系，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我们应该倡导，不应该抵制。法律不应该摒弃人情，同样，人情也不能逾越于法律范畴之外。关键是如何剔除掉人情中物化、异化的成分，唤醒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的真正优良的品行规范。
记：按照您的“变则通”的说法，你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丰厚人情文化土壤的民族，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人情与法制应该如何实现平衡呢？如何把人情文化与法律结合起来？
章：从社会学角度，中国社会此前可称之为礼俗社会，现在叫法理社会。礼俗社会是通过“礼”及道德风俗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治社会中，就是用“理”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二者应该很好地结合起来。
我认为一种文化大概都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行为规范，另一个就是价值观。价值观关系到评价一种文化到底好不好。至于具体怎么操作，就是指行为规范，法律正是研究人的行为规范的。近年来，我做一些国学方面的研究，还参与创办新世纪国学沙龙，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于《论语》的解读，我认为从中就可以找到将人情和法律相融合的方式。
《论语》中有两个核心理念，一个是仁，一个是礼。作为个体来讲，《论语》研究的是仁，所谓“仁者人也”，这里的人包括小我和大我。小我是个体，大我是群体。“仁者爱人”就是要爱护自己，约束自己，更要推己及人，爱护全人类。而在价值观层面，《论语》提出要用礼来对个体加以约束。仁和礼融为一体，形成的一种行为规范模式，它对安定社会秩序，缓和世界紧张矛盾，推动人类和平会产生潜在功能。人情文化和法律结合，等于把仁和礼二者结合起来了。如果这两方面做好了，就实现了一种平衡。现在讲求和谐社会，过去是注重中庸。喜怒哀乐还没有发出来，叫做“中”，发出来的而又有节制，就叫做和。这种节制实现的客观因素就是法律，如果法律能够和正确的人情结合起来，真正实现这种平衡就不难了。
《论语》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有一句——“礼之用，和为贵”，但人们往往忽视后面的一句“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的运用，贵在处理任何事情都能做到恰到好处。但这种做法也有行不通的时候，如果只知道为求得当而求得当，不用礼的规范来加以节制，也是行不通的。
但这个以规范来节制，在现今社会遵循的根本就应该是法律，只是法律也应该讲人情。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说要用道德来教化，用礼乐制度来规范，百姓不但有了廉耻心，而且可使百姓自觉纠正错误。如何让人们具有一种真正的廉耻心，应该是执政者也是当今社会的法律工作者应该认真对待的问题，也是实现人情与法制平衡的关键吧。（卢劲杉 陈莉莉）
摘自《检察风云》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