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政治学的经典文献中，社会精英（中产阶级）是民主运动不可替代的进步力量，西欧以及北美的发展史似乎能够验证这一点。但是，当我们以此来反省中国社会的时候，却发现了一个反传统的历史逻辑，诞生于威权体制内的社会精英不但没有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推动力量，相反，随着他们经济财富的增长，这些精英却演变成为反民主的因素。一方面，在地方政治发展中，地方精英阻碍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发挥国家在地方的政治代理人的作用，由于社会精英和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迭，他们的聚合既阻隔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又抑制了民间力量的生长，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治秩序的不断恶化，与精英发展的反向逻辑不无关系。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社会精英的反民主倾向，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面临的大问题。

　　一　社会抗争：经济发展抑或政治发展的外在性结果

　　社会抗争一般是指社会抵抗国家的集体行动，也可以称作集体维权行动，行动指向是国家。中国学术界对于像社会抗争这样的社会发展外在性（externality）现象，通常作一种简单化的说明，认为这种外在性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然存在社会分配不公，如果社会分配极端的不公，其结果是必然导致社会冲突。在这种观点看来，市场似乎是外在性的终极原因，言外之意就是，只要解决了市场问题，外在性问题也就不复存在。实际上，从政治学的角度观之，「市场-社会抗争」的逻辑推论仅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表达，它只阐述了一个一般事实，而没有解释这个事实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这一描述既没有甚么现实意义，也没有多少学术价值，因为计划经济也会导致社会抗争。市场引发社会抗争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对社会抗争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可能会误导人类解决社会抗争的努力。当市场发展以威权模式为取向时，「外在性」不单单是市场本身所造成的结果，政治的力量更有可能是导致社会抗争这种激烈的「外在性」的主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所言，「政府是产生问题的根源」（亨廷顿，1976年）。

　　二十世纪90年代，大量的事实表明，社会抗争呈明显增长的趋势。崔大伟（David Zweig）在对《民主与法制》进行了个案研究时发现，从1988年─1997年，《民主与法制》共报导了三十起冲突事件，在这些事件中，1993年─1997年共计二十六起，1991年二起，1990年和1989年各一起。作者还同时对这三十起事件进行归类，认为有五种原因导致了乡村社会抗争事件的发生：土地征用、乱收费、行政或经济问题、干部滥用权力和对干部或政策的错误攻击（David Zweig，2000年）。在崔大伟所作的归类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不当而引发的社会抗争事件占了绝对多数，因此，可以讲，政治因素可能是引发（至少是在乡村）社会抗争的根本原因。所以，与其用经济外在性（不妨称作「市场中轴」）来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抗争，不如用「经济发展中的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更有说服力。

　　其实，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各种冲突事件远远超越了市场的范畴。2000年，裴宜理（E. J. Perry）和赛尔登（Mark Selden）共同主编了一册论文集，书名为《中国社会：变化、冲突与抗争》，文集共收录了十一篇文章，每篇文章都论及中国社会冲突的某个方面，例如，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冲突、环境保护者的抗议活动、宗教问题等等，主编者避开了中国社会研究的传统路径（即「市场中轴」），扩大了观察中国的视野。尽管作者没有作方法论的说明，但是，论文的研究取向足以表明，「政治中轴」也许更加合乎逻辑地说明中国社会变迁乃至抗争的宏大原因。

　　本文之所以主张以「政治外在性」（政治中轴）来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抗争的起因，并不是简单地遵循学术经典的理论原则，而是基于以下几个具体原因：

　　其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模式──国家主义。这种模式被学术界广泛地称作「东亚模式」，核心内容是国家（政府或政党）既制定经济发展的战略，又参与具体的经济事务，既是游戏者，又是游戏规则制定者。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腾飞通常通过两种体制支撑：一种是政府体制，另一种是市场体制。在这两种体制中，前者是主导性的，后者从属于前者。前者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后者的支配性地位，这主要取决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引入市场因素，即在强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础上构建市场框架。中国的发展同样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后发模式」，它一方面希望释放市场和社会的能量，但同时也意识到，政府必须垄断资源以便动员资源，然后才谈得市场的自主发展。在此威权模式下，国家（政府和政党）的影子随处可见。在〈政府即厂商〉一文中，魏昂德（Andrew Walder）认为，中国政府是经济市场的必要一员，因为地方政府已经从事经营，以厂商的角色参加市场活动（Walder，1995年）。因此，社会抗争与其说是市场的外在性结果，还不如说是政治的外在性结果。

　　其二，政治合法性基础──发展主义。1978年之前，革命后政权统治的基础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但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连续的政治运动将中国带入政治危机之中。1978年可以看作是革命的终结、后革命时代的开始。在后革命时代，政治领袖逐渐转变合法性获取的主题，1992之后，「发展是硬道理」轻易地替代了「政治挂帅」的合法性地位，发展主义既是政治统治的价值理性，同时也是政府治理的工具理性。经济发展几乎成为考虑政府绩效、有效性的唯一指标。当发展主义过度地追求经济增长时，国家必然扩张自身干预社会的能力和范围，这样，国家既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促进力量，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抗争的源泉。当国家积极介入社会发展过程时，其附属性结果就是政府和国家力量也随之增长。

　　其三，市场分权的代价──地方主义。当代中国的经济改革整体上讲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分权过程，是围绕着如何在市场条件下将资源分配制度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其实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一是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央必须放权，另一个是在放权之后，中央如何进一步控制地方势力的崛起。1994年，中央推行分税制，在财税方面基本上解决了中央财政的弱小问题，但是，国家能力不仅仅是一个财政能力问题，当我们发现中央财政在逐年增长的同时，地方主义的势力却愈来愈僭越中央的控制力，典型的例子就是地方无视中央的规定，非法吸取资源。当市场化和分权加强地方机构的自主权时，由改革引发的地方授权必然削弱中央对资源的垄断地位（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用Vivienne Shue的话来说，中央「变瘦」，地方「变胖」（Vivienne Shue，1988年）。地方社会抗争的不断加剧，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权机构自我膨胀的结果。自我膨胀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主义的地方化，二是地方机构的自利倾向。地方主义以及地方社会抗争的关联性──如果我们从经济的外在性角度可能很难给予解释──显然是一个政治外在性现象。

　　当我们撇开经济外在性的分析框架时，实际上可以尝试其它的研究路径。精英政治学或许是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有效的知识工具之一。在市场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地位对于地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来说至关重要，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抗争的上升趋势可以从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当中找到答案。

　　二　精英政治化：精英崛起的模式

　　笼统地讲，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发展大致以1949年和1978年分为两个断裂带。1949年之前，知识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1的发展呈现平行增长的趋势，尽管始于晚清的民族─国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精英的影响力，但是，总体而言，精英的力量并未受到根本的打击。1949年之后，由于革命将阶级理论注入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精英因而被涂抹上政治的色彩，其地位和命运也就取决于政治的解释。在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中，后两者首先服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安排，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期，政权基本上完成了对他们的革命。知识精英的命运因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暂时获得了政治空间，但是，作为旧政权下的知识精英──绅士，仍然没有逃避被革命的命运，到1952年，绅士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梅斯纳，1986年）。知识精英的整体衰落在革命与建设的矛盾逻辑下是不可避免的，教育的政治化经常侵犯知识分子的最低限度的学术自由（T.P.伯恩斯坦，1982年），「红」与「专」相比，后者无疑要服从前者的需要。根源于「大跃进」的政治再革命（即「不断革命」）从根本上将社会精英连根拔除，因此，在政治精英看来，革命的反对阶级要么被消灭要么被改造为革命的拥护者。

　　当代中国精英的崛起在90年代得到了合法的发展空间，精英几乎是在一夜之间陡然出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从意识形态上解决了精英成长的文化环境，紧接着，1994年市场经济获得了合法地位，它为精英的成长提供了制度环境。尽管官方档和学术话语较少使用「精英」一词，但是，拥有大量经济财富、享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群体和亚群体的存在，使我们无法否认精英社会到来这个事实。由市场转型带来的社会资源的急剧运动，与革命后进行的社会革命一样，其运动的范围是全面的、资源分割的强度是前所未有的，所不同的是，前者的资源运动方向由社会流向国家，而后者则相反。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在社会结构方面，随着财富的迅速分化、聚集，社会分层现象演变得十分剧烈，社会结构愈来愈趋向于两极化。因此，社会学的主流观点认为，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秩序的失控，在他们看来，壮大中产阶级的数量、拉平两极结构是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我看来，社会结构对于社会发展固然重要，但是，社会结构的两极化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尤其是社会抗争问题。事实上，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出现的各种失范现象，并非完全由于极化结构引起的，而是由于结构中已有的社会角色尤其是精英的角色丧失其社会和政治功能所致，两极化并不能直接推导出社会抗争加剧这个结果。

　　我们不妨以社会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有的学者以收入为基础，同时参照权力、声望因素，以1997年为分析对象将中国的社会阶层分为五个层级。第一个阶层是上等阶层，由政府高级官员、国家银行及其它国有事业单位负责人、国有大型企业或大型股份公司经理、大中型私有企业主构成，总人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从业人员总数的1%，这些人构成了中国金字塔型阶层结构的顶端。第二个阶层是中上阶层，主要由高级知识分子（约30万）、中高级干部（约30万）、中小型企业经理（约700万）、中小型私有企业主（约90万）构成；另外，外资企业的白领雇员（约80万）、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约2，000万）也是这个阶层的组成部分，他们占全国从业人数的4.2%左右。第三阶层是中等阶层，他们分别是：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新闻工作者、一般机关干部（约1，100万）、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约3，000万）、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他们的收入、权力、声望或者三者的综合，处于高层、中上层之下，而又在其它阶层之上，他们的社会地位处于中等2.在上述分层研究统计中，即使撇开其中的政治精英不论，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绝对量仍然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理论上讲，现有精英有能力成为政治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力量，但是，事实上，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由于其独特的成长模式而丧失了西方意义上的角色功能。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精英政治化，这种成长模式也是精英功能丧失的主要原因。一般而言，精英政治化有两个取向：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纳。精英接近和政治吸纳是所有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熊比特等精英民主理论家认为，没有精英参与的政治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的本质就是精英政治，因此，精英主动接近政治体系是民主化的前提；另一方面，政治发展的保守人士认为，传统国家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目标是能够建立起吸纳精英特别是地方精英的制度（亨廷顿，1968年）。但是，精英政治化在当代中国发生了畸变，它建立的是一种相互依赖而不是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精英博弈的目标是如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离不开中国社会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国家一直努力试图在计划体制上成功嫁接市场机制，但是，由于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问题，市场体制的建立总是摆脱不了传统制度的制约和影响，从而形成了两种制度共生的转型形态。转型形态的制度既有市场的特征又有计划的特征，同时它又不是原生的计划和市场。这种制度形态决定了精英在财富获得的方式上与众不同，它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是一种不完全意义上的计划分配。在精英成长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大多选择利用再分配权力获得财富，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精英的成长模式是一种「政治依附性积累」，经济行为与政治权力的依附联机仍然十分紧密（玛丽亚。乔纳蒂，1997年）。

　　当代中国社会精英有两类背景：一类是来自于权力机关，在市场化过程中，这部分人退出了政治舞台转而投身经济领域；另一类来自社会底层，大多无政治背景，但是有限的经济收入可以转换为接近政治权力的资本。从身份上看，他们似乎与政治不存在多少关联，但是，从财富的获取方式上看，政治是他们的首选依附对象。

　　1994年，罗讷塔斯在《美国社会学学刊》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试图解释匈牙利原共产党干部在私有化过程中保持优势的现象。罗讷塔斯认为，从党─国体制中退出的干部，他们主要通过两次再分配权力的转移实现财富积累：第一次是将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第二次是社会网络资源转变为私有财产3.罗讷塔斯的结论是在匈牙利党-国体制崩解的前提下得出的，中国的情况不同于匈牙利，但是，这种解释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中国的情况，例如80、90年代部分国家机关干部下海经商，他们将过去的政治资源通过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源，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机构改革过程中部分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化，权力资本被私有化或社会化。 在权力仍然支配着社会资源获取的情况下，平民试图在经济上的崛起是相当困难的，但随着经济准入条件的放宽，少数人能够有机会创造一部分财富，成为地方的经济「能人」。90年代后期，由于权力在市场经济中的不断膨胀，这些「能人」找到了一条致富的快速通道，即建立资本与权力的互惠关系。对他们而言，权力可以进一步扩大资本的增长，而对地方官员来说，通过权力的出让，资本是最好的回报4.

　　资本和权力的互惠关系的建立除了通过非法的「寻租」方式之外，还有两种重要的方式值得关注：一种是所谓「穿红衣」、「戴红帽」，国家正式制度将政治荣誉甚至职位以合法的方式授予那些在经济上有所作为的人，将他们纳入到政治体系中来。在河北清河县，私企老板连续三年累计纳税超过一百万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副科级干部职务，该县目前至少有近十位私营企业主到清河县法院、劳动局等部门担任领导职务；而吉林省江源县1993年就出台政策，凡年利税或扭亏五十万元的私营企业主，可直接录用为副科级公务员，近十年来，先后有二十五个农民身份的企业主被提拔为副镇长。据《瞭望新闻周刊》报导，这两地一批破格选拔的私企老板当上公务员后，多数没有放弃原来的企业经营权或仍在企业兼职，即同时拥有「官」和「商」两顶帽子5.当社会精英实现权力与资本的置换之后，客观上形成了两者的互惠关系。另一种是裙带主义的关系网络，经济精英在诸如准入证、税收、项目获得等方面依靠地方政府中的私人关系，而官员们则依靠这些精英在谋利等方面保持有利地位（Richard Baum and Alexei Schevchenko，1999年）。

　　很明显，社会精英融入政治的过程实际上是建立起对政治的依附关系，丧失了自我生存的社会空间。因此，当代中国地方精英的政治化过程极有可能成为地方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合谋剥夺民主生长的一种合法方式（即国家制度倡导的吸纳），精英的成长是与西方的演绎逻辑相反的6，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力量弱小并且日益边缘化。这样，既影响了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制约了政治变革，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政治发展的方向，导致政治与社会冲突的加剧。

　　三　 精英政治化与社会抗争的关联性

　　在社会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和文化形式能够保持结构基本完整、国家共同体又不是从意识形态上根本排斥其存在的情况下，地方社会精英的文化认同或许能够在国家与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利益保护屏障，但是，一旦这些社会共同体失去文化上的凝聚力，地方社会精英就会寻求更加现实的利益基础，依附于一个更加强大的共同体。在当代中国的乡村社会，由于文化的治理早已让位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文化精英在乡村社会的重要性显得愈来愈微不足道7，「保护型经纪人」已经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与制度土壤，更多的地方社会精英趋向于「赢利型」甚至是「掠夺型」的8.

　　如果关于当代中国地方社会精英「赢利型经纪人」假设成立的话，我们还不能直接推导出：「赢利型经纪人」的存在必然导致社会抗争的发生，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类型的「经纪人」与大众之间的利益争夺不一定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正和博弈即双赢。但是，当代中国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却固化了两者的关联性结果，也就是说，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趋势愈来愈使得精英与大众之间博弈趋于零和。这里列出三点理由来解释其中的原因。

　　（一）社会精英的政治化趋势怂恿与保护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

　　社会精英的政治化实际上建立的是一种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互惠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关系不是对等的，而是前者更加依附后者的非均衡关系。当社会精英寄生于另一个群体的时候，其自身的发展也必然取决于政治精英群体所释放的空间，主导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能力也同样取决于政治精英所允许的条件。因此，社会精英在利益的驱使之下，通常情况下会支持地方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从而扩大了政治精英吸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从理论上讲，它增加了社会抗争形成的可能性。

　　权力市场（即权力资本化）就像商品市场一样，既要有卖者，也要有买者，而决定买卖双方交易成功的前提就是利益。当地方社会精英在政治化过程中获得接近权力的机会之后，权力的买方市场就形成了，作为买主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因此，他们会不断地提高接近权力的频率和成本，而作为权力市场的卖方，在商品（公共权力）生产受到较少制约的情况下，出售权力获取利润，尽管权力的资本化过程不能完全等同于市场活动，但是政治精英在权力行使缺乏有效制约机制的情况下，他们也同样会追求权力资本的最大化。因此，社会精英政治化客观上为权力与资本的互换创造了条件，并进一步加剧了政治精英的逐利行为，使得精英与大众的资源博弈趋向零和。

　　（二）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在利益上的重迭与共生，决定了社会精英必然参与剥夺地方资源的过程。

　　上文已经述及，地方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为了建立起牢固的利益获取机制，他们之间形成了利益上的重迭共生关系。这种精英的聚合是一种单向的逐利行为，尽管西方近代历史上社会精英接近政治同样也是受到利益的驱使，但是，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国地方的社会精英接近政治仅仅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行动，而西方资产阶级接近政治是希望通过类似的行动使得经济行为成为合法的自由权利，根本地讲，前者是试图实现资本与权力的转换，而后者则试图实现资本与权利的互换。因此，中国地方社会精英的政治化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如何通过权力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

　　由于社会精英的资本积累相当部分是通过权力的转换实现的，所以，他们与政治精英一起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竞争者，也就是说，大众利益的失去一部分被政治精英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社会精英剥夺了。90年代以来，大量社会抗争事件发生的背后，都能够找到若干主导事件发生的社会力量（社会精英）。在城市，最典型的社会抗争事件类型通常是围绕房屋拆迁所发生的补偿不充分问题，不少地方政府低价补偿居民的拆迁安置问题，然后将地块出让给开发商，开发商则又以更高的价格进入市场。这种情况在城市普遍存在，是精英聚合的一个典型案例9.从社会精英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是参与了剥夺大众利益的过程，从而加剧了利益分割的紧张关系，导致地方政治秩序不断恶化，社会抗争事件急剧上升。

　　（三）稀缺的资源总量导致大众与精英的博弈愈来愈接近零和状态。

　　学术界在分析中国地方精英时曾经进行区域化研究10，试图发现中国乡村精英的不同发展模式，以此来解释市场转型与精英发展的相关性，这些研究成果恰好验证了本文的观点。一般而言，经济发达程度与社会抗争的强度和频率是成反比的，也就是说，经济愈发达，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对抗程度愈低，相反，经济发展落后，这种博弈的强度则明显增强。边陲地区即传统的农耕地区的情形就是如此11.

　　边陲地区工业化的程度很低，产业结构单一，农业是其主要产业，因此，农业资源就成了精英与大众社会交换的主要变量。由于这类地区经济欠发达，社会分化的程度相对要低，各阶层对资源的依赖路径单一，这样，各阶层就被稀缺的资源捏合在一起。正因为各阶层都依赖于有限的单一资源，再加上社会精英制约政治精英支配资源的能力缺乏，所以，乡村政治精英与非精英争夺社会资源的关系很容易形成。在这类地区，土地是非精英与精英发生关系的最核心要素。相关的调查研究表明，乡村农民承包户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交易权，他们只是被动意义上的土地交易者，参加交易获益的少量分配，不具有定价权和谈判地位。相反，国家代理机构却是土地交易中的最大受益者，他们以土地公有的名义，提高土地交易中截留「集体」比例，用土地发包权来保障自己支配收益的地位。2003年，山东省齐河县将2，800亩即将收成的麦田强行作为商业用地，地方政府和官员从中牟取巨额利润，而农民获得的经济补偿却相当有限12.地方政治精英在社会资源交易过程中获利的多少并不一定构成地方社会抗争最重要的诱发因素，关键问题是，精英的资源获得基本是在乡村大众失去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这是一种零和的博弈模式，也是一种冲突的模式。

　　在资源稀缺的边陲地区，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角色功能重迭的程度非常高，由于资源稀缺，市场社会能够提供的资源有限，因此，社会精英更愿意把政治看作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他们大多选择政治化作为获取利益的途径，所以，在这类地区，社会精英的成长更加困难。

　　四　 结束语

　　政治秩序对于任何政治制度而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论这种秩序是全国性的还是地方性的，中国在市场转型的自我变革时代，保持良好的地方政治秩序对一个超大国家来说更显得迫切和至关重要。地方政治秩序的维持和建立有多种制度方式，比如地方行政权限的扩张等，但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市场与民主──又从根本上要求削弱国家权力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国家应当逐步从社会回收权力，保留一个自主和独立的公共空间。

　　当国家试图从社会撤回权力的时候，有甚么力量能够替代公共权力的权威性，从而继续维持良好的地方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本文认为，对地方政治秩序重建而言，社会精英的健康发展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资源，一方面，这个群体能够动员和整合民间力量，保证政治共同体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制约公共权力的非法使用，缓解政治与社会个体之间的冲突，不仅如此，独立的地方社会精英群体的存在，还能够成为遏制地方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一句话，国家在推动市场转型的时期，应当考虑如何保护地方社会精英的成长，从战略的高度，将社会精英不仅视作经济发展的主要依靠力量，而且应当将他们视作政治发展的重要依靠力量，还原他们的民主功能。正如帕特南的经验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社会资本对于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是必不可少的，作为社会资本重要内容的社会精英的成长其意义自不待言。

　　主要参考书目

　　1 亨廷顿：《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

　　2 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

　　3 莫里斯。梅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4 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

　　5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6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7 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8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9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10 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11 Perry， Elizabeth J. and Mark Selden ed.，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12 Goldman， Merle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ed.， 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 Robert Dahl， Who Governs？ 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注释

　　1 知识精英是指那些以传播知识和技术为业的人群；经济精英容易被简单化理解，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可以列入精英范畴，其实只有那些具有经济支配力的人才具有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文化精英容易与知识精英混淆，文化在此与知识不是同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人类学意义上的「符号结构」，文化精英是渊源于民间文化传统中的象征物，宗族族长、宗教领袖、家长等都是本文所指的文化精英。

　　2 杨继绳：〈中国当代阶层结构的总体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

　　3 参见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4 白威廉、麦谊生实证研究过中国社会市场化过程中干部的收入情况，他们得出结论，至少到1988年，干部的经济回报是正向的，在剔除了其它影响因素之后，干部家庭几乎要比平均农户收入高40%，因而就绝对量而言，官员的收入优势截止1988年并未消失，而且，官员收入的绝对量在更趋市场化地区也未开始下降（参见两人合着的〈政治与市场：双重转型〉一文）。文章并未分析这些干部如何保持在经济收入上的优势地位，但是，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当代中国市场转型的特质即权力介入，能够进一步解释上述问题，因为市场转型是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开始实行的，国家政策不仅影响到甚么人从制度变迁中获利，而且决定谁获利最多（Andrew Walder，1996年）。

　　5 陈军：〈令人担忧的「商而优则仕」〉，载《工人日报》2004年2月10日，第3版。

　　6 David S. G. Goodman在实证研究了山西的中产阶级之后断言，尽管在改革时期经济增长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的多样性特征，但是，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仍然与其所依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保持着高度的同构型，因此，这些中产阶级绝对不是近代欧洲意义上的中产阶级（David S. G. Goodman，1999年）。

　　7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学术界对乡村社会宗族的复兴表示出某种担忧，认为宗族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潜流，如乡村基层组织的部分涣散、社会秩序的局部松垮、文化教育的滞后等（王沪宁，1991年）。但是，宗族的功能释放并未像人们担心的那样强大，它的社会整合力在市场转型前完全被政治组织的整合力所消解，而90年代以来的市场转型，经济组织以及经济精英成功补充了政治整合力下降的趋势，一句话，文化精英在乡村社会已经衰落到完全意义上的文化象征。

　　8 此处借用杜赞奇的「经纪人模型」，参见其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类似的研究参见高勇的〈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生活-关于失地农民问题的理论探讨〉，文章指出，「在目前的征地制度下，农民丧失了双重的权利：土地卖与不卖，不由农民决定；即使农民要卖土地，也没有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的权利。按照征地制度规定，因建设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的，必须采取征用的方式，政府先把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然后再以市场价格出让。而征地时的价格只是市场价格的极小部分，且这一小部分又由集体和农民两方面来分配，农民实际到手的利益并不多。」载《人民日报》（理论版），2004年2月2日。

　　10 1987年，西方汉学界在加拿大的Banff举办了一次题为「地方精英与支配模式」的讨论会。提交大会的论文以明朝至1949年的中国乡村社会为研究对像，按地区提出了六种模式，即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精英、东南部地区的社会精英、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社会精英、边陲地区的地方精英和边疆地区的精英，并比较分析了这六类地区社会精英的区别（参见周锡瑞、兰京的〈中国地方精英与支配模式导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夏季号）。

　　11 本文之所以以边陲地区来说明博弈的零和趋势，理由很简单，因为边陲地区在当代中国仍然是一个地理范围覆盖最广、人口最多的研究样本，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大量社会抗争事件发生在这类地区恰好说明了这种分析的可适性。

　　12 〈谁夺走我的麦田〉，载《南方周末》2004年1月8日。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比较政治系·谢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