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谢柳教授。我首先谢谢会议主办方，感谢让我参加这个非常顶尖的会议，现在公司法刚刚生效，这是一大进步，现在应该发扬光大这方面的成就，而且我们知道这方面现在越来越重要。我研究公司法做了20年，而且是一个持续不断地过程，我写了一些教科书，可能不算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公司法改革不会停止。我今天要介绍的可能跟今天的会议背景有关系，我们前边讲了不光是停留在纸面上的法律，而且要看到实践中的法律，执行中的法律。书面法考虑的是一些纸面上的，但是在执行法律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资源和各方的责任，而且职能部门的作用越来越加强。我们许多方面的制度必须有一个距离，江平教授也强调了，中国对这点很清楚。我们要搞法制，我们书面上有法律了，但是法律实用的现实更重要。我想在中国的公司法是这样，在澳大利亚也是这样。

　　我简单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公司法。这个公司法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没法讲得特别细，但是我想主要的问题其他发言者已经谈到了，因为很多方面公司法是英、美法学的一部分，我们的跟他们有相似之处，大同小异。从1960年开始公司法统一，因为以前是各个州和各个省的公司法，但是面临全球化的趋势，公司法也应该趋向于全球化发展。原来的公司特别厚，现在繁琐，现在也精简了。我们还经常遇到危机、市场失败各种各样的事，尤其是澳大利亚是在1990年出现了经济上的问题，然后我们引进了美国的证券规约模式，这个时候很多借款、贷款、筹资资金发展很大，1980年澳大利亚有一些创业精神者做了很多收购等等公司活动，其结果是很多公司破产了，政府就开始反思，对公司法的监管更加加强，成为国家增值的一部分，在过去20年中我觉得至少90年代初两届都是加强这一内容，都有自己的贡献。其中一个就是要让法律更容易读，让很多人看懂，不能光是法律看的懂，其他人也应该能看懂。实际上这个大部分是律师看，老百姓应该不会读。

　　我们应该更多加强私有化，减少管制，用一些其它的机制处理破产和收购的问题。公司法简单说是包括基本的公司法内容，还有收购、破产以及证券法都包括在里边。还有金融方面的服务，我前面提到了澳大利亚立法机构，从其他的机构学习的经验，所以我们大量的学习欧美法系的经验。我觉得这方面我们的成就还是比较多的，但是这还有许多严重的问题。政府都试图解决这类的问题，比如说像一些小公司的合规方面尽量简化，同时我们在公司问职方面也有很大的改进，我觉得对于执法来说，关键的一点是跟其他的国家大同小异，那么我们的公司法主要是依靠大家的自律，像一些专业人士和公司自己的守法，而不是通过监管者去规约。还有你的公司最好有自己的合规机构，而不是根据法定的规则去做，公司法的监管者跟中国的不太一样，我们的证券监管者主要是帮助维持市场的信心，这跟中国的监管者不太一样，关于这方面大家可以去看发给大家的文章。

　　对于公司法方面我们都是为不同的目的服务的。政府并不是单为公司法服务的，因为他们老想立体电影，抓几个坏公司做典型，澳大利亚以前有这样的典型，我们搞了一个黑名单，但是最后起诉的时候很麻烦，很难去做。因为这些公司都很有背景，很难去追究他们的责任。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实验但是不太成功，我想公司法的执行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所在的国家本土文化以及各种思想、理念，当然还有各个角色的道德观念，所以文化很重要。如果在文化中各方都相信公司法方面的理念和价值，那这个公司法才能够运行，否则的话，公司法只是一纸空文，所以公司法不光是取决于媒体和专业人士的素质，还有形式和实质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有好多的公司破产，他们破产后，法官经常会批评律师、审计人员和会计人员，说他们只注重形式，不注重灵魂，结果造成了不良影响。我前面也说过了，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做法，但是监管者并不介入，而且他们也尽量避免追求刑事责任。

　　像我所在的城市，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内幕交易，但是监管者并没有管，在我的文章中我也提到，我们需要有一个灵活的执法观念，我的这些文章也挺多，也写过很多文章，我觉得对我们的辩论分析的著作还是有帮助的。我们的立法机构的人员也去参考，但是法院很难把这些机制运用到实践中，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讲过金字塔式的，就是迅速加强执法。有些监管或者执法可能更加会有效。你看一下法院的一些判决和数据，我们就可以发现，很多公众的抱怨是都在增加，主要我们还有一个公司的丑闻事件，我跟丹·普伦蒂斯的观点不同，他说库存公司可以让投资者有更多选择，我跟他的观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做起来的话，可能监管者很难监管，在清算的时候也麻烦，那一年有很多的法官做了很多的判决，还有公司监管者有的时候给违规者更多的豁免，说你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接受惩罚，我们就不追究你的刑事责任，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执法方面起来过于宽松，为什么执法者不愿意追究刑事责任，因为他们追究责任的时间可能会比较长，而且也很麻烦。

　　还有其它的一些回应是由议会做出来的，他们通过向民事方面出发，来结果问题，他们说我们不追究刑事了，我们只关心民事处罚，我就是说他们的罚款比较严，对于违规者，但是这个时候他们只用民事的追究责任，而不用举证方面的责任。那在这种审判中，我们也会用这种举证的责任，因为你这种责任实际上跟处罚的形式差不多，我觉得监管者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就不追究那些人的责任了，在刑事处罚中也比较难，那这方面的问题很大。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判例，它们不光是根据一些成本法也还根据了一些举证法的案例做的，我们看到一些保险公司也破产的跟安然差不多，他们的执法者也说，可能是他们的治理结构特别好，无懈可击，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丑闻，就是它的公司完全可以做的表面很好，内容不好，那么澳大利亚的这个破产公司是最大的一个公司，他们说好的公司治理应该是实质，而不是表面形式。我觉得他也承认表面上的公司治理，那么在外人看来这个公司很符合法律，但是其实它的内实质上很不好，600亿澳元的损失很大，所以它的文化方面实际上是影响了我们的监管公司，我想现在在持续出现这种问题，在过去的3、40年中，我们不断的看到这些现象，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吸取教训，在他们的一些书里面都提到过这样的公开的公司，那么你可以说我们在公司的治理中应该更上一层楼，不但有这种监管的机制，而且要创造出这种文化，这个比较重要。这个企业文化不光是体现在立法当中，也体现在精神当中。我的时间到了，谢谢大家！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教授·唐蔓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