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们国家的公司法的通过是很顺利的，能够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通过不容易。能够在现代市场经济利益格局这么纷繁复杂，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利益矛盾的情况下，通过这部公司法很不容易。能够在这部公司法中体现了继续改革开放的精神也很不容易。我们能够把各国先进的公司法经验拿到公司法中也很不容易。我为我们国家的公司法能够很顺利地通过感到由衷的高兴。相对比起来，物权法的夹生饭和难产，我就更为公司法顺利通过感到高兴。但是，一方面为公司法顺利通过感到高兴，同时也要为将来公司法能不能得到真正认真地贯彻实施，也感到担心和忧虑。我想立法在中国今天的环境中是相对比较容易的，而中国目前的环境中，执法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也许本身就是一个规律。但对于公司法来说，公司法能否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或者很好地贯彻实施，还是一个需要好好考虑的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公司法在实施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值得大家思考，就是认真重视我们国家公司法的环境。

　　首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公司的实践，实际上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我们建国五十多年来都没有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的实践，西方从1600年开始算起，已经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了，中间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波折，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公司丑闻，但是四百多年的实践逐渐形成了公司的文化的积累、理念的沉淀，一个社会有没有法律的积累，文化的积累、理念的沉淀，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想建立一个很好的公司制度，和你本身只有二十几年不到的历史，不能说没有关系。要把公司法的条文变成公司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文化，还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路要走，只有长期把公司这种理念、这种文化，真正沉淀到公司自己的行为中，这些公司老总们的身上，我们的公司制度才能够真正健全和完善。只靠几个条文，因为我现在在给一些EMBA班的老总讲课，以我的经验，他们的头脑里面，对于公司的文化和理念，离我们现在应该达到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如何能够真正建立一个公司的文化和理念，使其贯穿在企业家身上，能够灌输到公司领导人的头脑里面，这是我们法学家很重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我们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是国企改制过来的。国企改制到现在应该说还有很大部分没有完成，全国只完成了1/4左右；从中央来说，全国也只完成了1/2左右，中国的国企改革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公司的实践，国有企业本身的领导机制、决策机制、人事机制、监督机制，有许多方面和公司法的规范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导致我们的公司实践中出现了一种特别的现象，就是国企改革发展过来的公司和公司法里的公司并不完全一样。这样一个嫁接过来的果实必然包含原来的那部分基因，而原来那种传统的管理理念、机制等基因又会影响到现行公司法应该结出的果实。

　　第三，我认为中国公司法现在生长所需要的市场的土壤，也需要我们给与很大的关注。诚信的匮乏和商业贿赂的盛行是市场肌体的两个毒瘤，不切除这两个毒瘤，公司的成长也会形成变态和畸形。设想一个社会里面没有交易信用，没有商业信用，我们公司法在这样一个注册资本， 一个这样低的公司门槛，如果这个土壤搞不好的话，公司可能更失去了它的信用。所以要加强市场机制的信用机制。最近中央决定打击商业贿赂，这非常必要。如果连法律责任都不顾，道义责任都不顾，社会责任都不顾，商业贿赂会横行，我们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健全的公司的肌体？

　　所以，我总的认为，我们学术界的任务不仅是制订一部好的公司法，还要把公司的肌体搞健全。而搞好公司的肌体，既要有文化的沉淀、理念的深化、市场环境的净化和我们过去一些传统的企业模式的退出，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有一个好的公司法，而且还有一个健全茁壮生长的公司，这才是我们的任务，谢谢大家。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