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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造签名变更股权行为性质认定实务研究

2017-08-15 16:26  来源:宋小方 石旭龙纠错 | 打印 | 收藏 | | |

作者:宋小方、石旭龙,甘肃金城律师事务所

本文曾获第九届“西部律师发展论坛”优秀论文二等奖。

摘要:公司控股股东未经其他股东同意,伪造股东会决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并在前述文件中伪造其他股东签名与第三人签名,将其他股东所持公司股权利用工商管理部门的审查疏漏变更登记在第三人名下。这种行为性质的认定,《刑法》与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规定,给司法实务带来极大困扰。文章以该种行为司法实务认定的几种观点为基础,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根据“无法无罪,无法无刑”之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谦抑性之原则,且在被剥夺股权、股东身份的股东可通过民事法律规范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对控股股东之行为不宜以犯罪论处。如此不仅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亦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市场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行和健康发展。

关键词:伪造签名 变更股权 性质认定 罪刑法定

一、伪造签名变更股权行为性质认定的观点综述

基本案情:2010年8月,王某与张某发起成立A公司,A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王某、张某持股比例分别为80%、20%。2016年6月,王某利用其作为A公司实际控制人之职务便利,伪造股东会决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将张某在A公司持有的20%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李某(文书中“张某”、“李某”的签名均为伪造),并于2016年7月变更了工商注册登记信息。

对王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学术界及司法实务中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犯罪,主要理由是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其伪造股东会决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文书及张某、李某签名,并将张某持有的股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事实,利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股权变更登记的形式审查,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认为张某转让其股权系真实意思表示,进而对股权变更了登记信息。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主要理由是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关于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取欺骗等手段非法占有股东股权的行为如何定性处理的批复的意见》(以下简称《批复意见》)和《公安部经侦局关于对非法占有他人股权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罪问题的工作意见》(以下简称《工作意见》)的相关规定,认为股权可以成为侵犯他人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书面答复公安部经侦局:“对于公司股东之间或被委托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股权的行为,如果能够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则可对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管理中的股东股权的行为以职务侵占罪论处。”故,该观点认为能够认定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其作为A公司实际控制人之职务便利,伪造股东会决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文书及张某、李某签名,将A公司管理中的张某的股权非法转让给第三人的,构成职务侵占犯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公司股东伪造股东会决议书、股权转让协议、公司章程修正案等文书及张某、李某签名,变更其他股东股权的行为,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均没有明确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对王某的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张某可通过民事讼诉途径,请求法院依法确认其股东资格,并要求王某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针对以上观点,分别进行分析,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现就上述三种观点将个人见解陈述如下:

二、王某行为是否构成诈骗犯罪的法律分析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诈骗罪的本质在于,行为人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而自愿交付财物。本罪中行为人的实行行为直接针对对象为被害人或通过第三人将其实行行为转嫁于被害人,从而使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物,其作为行为手段或方式的目的都是在非法占有目的的主导下,使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进而取得财物[1]。

本案中行为人王某所实施的伪造股权转让协议、股东会决议及张某签名等系列行为都是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且《公司法》第三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署备股东名册…。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股东权利。…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即股东权的取得或变更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本案中王某将张某所持股权转至李某名下,李某即取得在A公司20%的股权,但张某在其股权被王某非法转至李某名下的过程中,张某对王某的系列实行行为并不知情,其并未陷于错误认识,对股权的丧失张某亦不存在基于错误认识进而处分其股权的任何行为。据此,刑法学家虞佳臻认为,“‘三角诈骗’以诈骗罪定罪,需要有前提限定,即受骗人必须要有处分财物的权能,并且作出处分行为,否则将不符合诈骗罪的本质内涵”(1)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股权的变更登记行为,并不是张某处分其所持公司股权的来源,亦不是直接导致张某丧失股权的处分行为,工商变更登记行为仅是对股权已转至李某名下的确认,仅产生对抗与公示公信的效力。故王某的行为不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诈骗犯罪。

三、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犯罪的法律分析

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就本案而言,王某之行为是否构成职务侵占犯罪,需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股权能否成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二是股东所持股权是否为公司财产。据此,笔者就此问题分述如下:

(一)股权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在多数场合下“财产”与“财物”应当是基本相当的概念。而目前,中外刑法理论界对“财物”的界定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有体性。有体性说认为刑法上的财物仅指有体物。第二,效用说。该学说认为财物无需具备有体性,只要有经济价值,肯定效能和用途的物质都可以成为财物。依此学说具有经济价值的股权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第三,持有可能性说。这种学说认为只有事实上可以支配的财物才能成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第四,管理可能性说。这种学说认为财物是指被人有管理可能性的东西。

上述几种学说均有其合理性,也各有其片面性。但根据我国刑法条文及相关司法解中关于对侵犯财产犯罪的规定,具有财产性利益或经济价值的无体物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犯罪的犯罪对象[2]。且《批复意见》规定:“根据刑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股份属于财产。采用各种非法手段侵吞,占有他人依法享有的股份,构成犯罪的,适用刑法有关非法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规定。”该规定明确肯定了股权可以作为侵犯他人财产的犯罪的犯罪对象。股权作为股东向公司投资而享有的权利,具有财产性利益或货币价值,可以成为侵犯财产犯罪中的犯罪对象,即股权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犯罪中的犯罪对象。

(二)在公司法理论上,股权可以转化为公司财产

公司财产权和股权的相互关系表现为:1.股权与法人财产权同时产生,它们都是投资产生的法律后果;2.从总体上说股权决定公司财产权;3.股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说是对公司的控制权,取得了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也就取得了对公司百分之百的控制权;4.股权转让会导致公司财产的所有权整体转移,但却与公司财产权毫不相干。据此,司法实践中对伪造签名变更股权的行为若以犯罪论处,则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主要理由有:

第一,依据公司法,股东股权可以转让,股权具有货币价值;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关,有公司投资经营决定权,董事、监事选任权,公司合并、分立、变更、解散、清算等重大事项决定权,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的决定权,公司章程修改决定权等职权;公司解散时,公司在清偿外部债务后,按股东出资比例,将公司剩余财产分配给股东。所以侵占他人股权,非法变更持有股权的股东,不仅会侵害了股东个人的财产权,更会直接对公司产生效果。王某利用职务之便将张某股权转至第三人李某名下,从而占有公司百分之百股权,使公司完全处于被王某非法操控之状态下,公司法人已无独立意志支配公司财产,公司的所有财产实际上被王某个人非法占有、支配,侵占他人股权最终转化为侵占了公司财产。从而认定王某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产,其行为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3]。

第二,《工作意见》中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书面答复公安部经侦局:“对于公司股东之间或者被委托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股东股权的行为,如果能够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则可对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司管理中的股东股权的行为以职务侵占罪论处。”此规定亦是司法实践中对于伪造股东签名变更股权的行为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的依据之一。

综上,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对伪造签名变更股权的行为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无论是依据公司法的相关理论予以认定,还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答复意见作为参照。笔者认为,尽管有公司法理论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答复意见为依据,司法实务中对伪造签名变更股权的行为,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但在法学界及司法实践中仍存争议的情况下,按照罪刑法定原则及刑法谦抑性原则,不以职务侵占罪认定为宜。具体理由见下文。

四、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法律分析

笔者认为对本案中王某伪造签名变更股权的行为依法不以犯罪论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根据罪刑法定之原则,王某伪造签名变更股权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即犯罪行为的界定、种类、构成条件和刑罚处罚的种类、幅度,均事先由法律加以规定,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不得定罪处罚。罪刑法定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一项基本原则。刑法学专家陈兴良在《罪行法定司法化研究》一文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活动,无不具有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这两种价值诉求,…在一个国家本位,注重社会秩序的维持的社会,社会保护被确认为刑事司法的首要价值。”(2)另,我国《立法法》第八条第四项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四)犯罪和刑罚。”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据此可知,对于伪造签名变更股权之行为在我国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最高院刑二庭对国务院经侦局关于伪造签名变更股权的答复意见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与《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对王某伪造签名变更股权的行为以犯罪论处于法无据,亦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二,既以股权可以成为公司财产对王某之行为以职务侵占罪论处,而股权虽已转至第三人名下,但仍属公司所有之财产,公司并未遭受财产损失。

职务侵占罪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在以职务侵占罪论处时,一方面既以公司法相关理论对股东所持股权认定为公司财产,认为王某利用职务便利,伪造签名变更股权,通过控制公司股权,使公司无独立意志支配其财产,进而使侵占股东股权转化为侵占公司法人财产。另一方面在王某将股权变更至李某名下时,将已经变更登记予以公示的李某持有的公司股权,认为实由王某个人非法占有、支配,又否认了股东所持股权并非公司法人财产,明显自相矛盾。

笔者认为,依据公司法理论股权转让会导致公司法人财产的所有权整体转移,但却与公司法人财产权毫不相干。民商法学家钱明星认为,“公司财产与股东股权的关系决定于对于股权性质的认定,…股权在行使上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并不影响股权作为一种独立权利的存在”(3)同时,《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二十一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公司债权人请求抽逃出资的股东在抽逃出资本息范围内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抽逃出资的股东已经承担上述责任,其他债权人提出相同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可知,王某在伪造签名变更股权后,虽实际控制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使公司处于其非法操控状态之下,但王某若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或抽逃出资等行为以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依照《公司法》及最高院关于对《公司法》相关解释之规定,要求王某在其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范围内或其抽逃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所以,王某伪造签名变更股权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对其行为在刑法未予明文规定之情况下,不能以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

第三,张某可通过确认其股东资格,并要求王某赔偿损失等诉求维护其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的法律关系,这亦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关于刑法谦抑性,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4]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本属于公司股东自治内容,但在股东会决议、公司章程的修正的内容违反了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况下,应受到司法的规制。本案中,A公司于2016年6月作出的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公司章程修正案,是在股东张某未参加也未委托他人参加会议的情况下,由公司股东王某伪造张某签字作出的。该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章程修正案剥夺了张某在A公司的股东身份和相关职务,干涉了张某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思对其所持公司股权进行自由支配的权利,侵害了张某的股东权益,属于违反法律规定的侵权行为,故该股东会决议及章程修正的内容应认定为无效。故张某可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及已修正章程之内容无效,并确认、恢复其股东资格。据此,在张某股权收到其他股东非法侵害之时,可通过相关民事规范,以一定的民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且司法实践中多以民事手段处之。若对此类问题,一经发生,直接抡起刑法大锤惩治行为人,必将破坏公司的稳定及生产经营,亦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续发展。因此,对王某的行为不能以犯罪论处,这也是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应有之义。

注释:

(1)虞佳臻:《刍议“三角诈骗”中的处分行为》,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3月第2期, 第59页 。

(2)陈兴良:《 罪刑法定司法化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报)2005年第4期, 第42页。

(3)钱明星:《论公司财产与公司财产所有权、股东股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2期,第9页。

参考文献:

[1] 陈苏玉. 论诈骗罪中的财产处分行为[D]. 苏州大学, 2014.

[2] 宋军. 浅谈财产性利益作为财产性犯罪对象的法律适用[J]. 今日南国旬刊, 2008(9):114-115.

[3] 张影. 略论职务侵占罪的客体[J]. 当代法学, 2000(4):29-32.

[4]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法律科学文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责任编辑: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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